这是一部出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苍生大医史怀哲之手的早期生活自传，记叙的是一个世纪前（1913年-1917年）发生在非洲丛林里的关于生命救助的故事。书中对于非洲中部的自然景观、社会风俗、人文面貌以及当地原住民的生活、病痛及医治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河马是人们在非洲行船时危险的敌人；非洲丛林树木茂盛，但木材贸易却因伐木和运输的困难而受到阻碍；在“勤劳的”欧洲人眼中，非洲原住民是“懒惰的”，因为他们对劳动并不积极，而在作者看来，这只是由于非洲人有着独特的价值观……这本书既是史怀哲的生活记录，也是非洲中部的民族志，它会带领读者探寻到非洲丛林中的奥秘。同时，它还是难得的医学史料，在20世纪初，缺医少药的非洲地区都有哪些常见疾病？当地人忍受着怎样的病痛？什么是治疗这些疾病有效、经济的办法？读者会在书中找到答案……

　　这是一本围绕足球写就的散文集。作者出生在足球盛行的拉丁美洲，是一位资深球迷，他在书中回忆了足球的美丽历程，往昔的精彩比赛和球星球队，还如数家珍一般描画出足球史上经典的进球场景，让人震撼于足球的魔力。作者坚持认为，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应拥有娱乐特质，他反对足球职业化和商业化。在他看来，“足球的历史是一段从美丽走向职责的伤感历程”。

古人说，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早在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作出了以“诗三百”为代表的优秀诗篇，此后朝代变换，历史更迭，每一个历史时期中，诗歌创作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诗经》开始，历经汉魏六朝，及至唐诗*，宋词妩媚，元曲风流，明诗论理，清词赏情……中国人的每一种心境，似乎都被古诗词吟咏过了。诗歌之中，有温柔与缱绻，有家国与天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诗为食粮果腹，以诗为空气呼吸，以诗下酒，以诗会友，以诗传情，后以诗殒命，以诗殉葬。千年后的我们，独坐尘嚣，透过这些美丽的诗词，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红尘纷扰中，忙碌生活里，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本书收录了自《诗经》以来数千年间美好的字句，用现代人的情感加以解读，辅之以优美的文字，生动有趣的言辞，与古人交流，为今人张目。 推荐：俞平伯点评《红楼梦》 ★推荐：五星好评《宋词三百首详注》超值版 ★推荐：权威版本《元曲三百首详注》超值版 ★推荐：名家点评《诗经三百首详注》超值收藏

故事发生在战国中期。秦孝公刚死，商鞅即被判五马分尸之刑。 祝欢生前始终与商鞅对立，现在，他的灵魂幸灾乐祸地来宣判商鞅“族灭满门，五马分尸”的刑罚，并告诉商鞅这是他在劫难逃的天命。商鞅却不屑、不服于天命。他说：“商君虽死，然商君之法千年不败，商君虽死，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后，秦王朝一统天下！”因为他知道天命并非不可违，从他降生的那一天起，老天就要他死，可是他，活了整整五十二年。?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公正地对待德国文学 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说在法国懂德文的人很少，说德语的妙处、特别是诗歌的妙处不可能迻译成法文。条顿语言相互迻译是容易的；拉丁系语言相互之间也是如此。但拉丁语却不能表达日耳曼民族的诗意。为一种乐器谱写的乐曲，换成另一种乐器演奏就不成功。何况德国文学作为完全独特的文学，其历史充其量也不过四五十年；而近二十年来这里提到“近二十年来”的政治事件，表明本章定稿是在一八九年，即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整整二十年。（原编注。本书注释大部分借自法文版原著编注，少数为中译者注，除作者若干简注外，均不另注明），法国人忙于政治事件，对文学的研究已完全中止。 然而，如果说法国人对德国文学不公正仅仅是因为不了解，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不免肤浅了。法国人对德国文学确实抱有成见；但这种成见却起源于一种模糊的感觉——即感到法、德两个民族观察、感受事物的方式迥然不同。 在德国，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固定的趣味，一切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富于个性的。对一部作品的评判是根据个人的印象，而不是根据什么规律，因为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普遍承认的规律：每个作者都有自由创立新的活动范围。法国大多数读者的激动感奋、甚或娱乐消遣，都不能损害自己的文学良知：他们在这方面有良心苛责感。德国作者自己造就读者；在法国，则是读者指挥作者。因为法国有才智的人远比德国多，所以读者的势力大得多；而德国作家则高踞于评判者之上，对之进行统治而不是听命于他们。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家很少从批评中求得长进：读者或观众不耐烦的心情并没有迫使他们削掉作品中冗长的章节；他们很少能做到适可而止，因为每个作者总是将自己的观点不厌其详地娓娓叙来。要他们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些观点已引不起兴趣，这只能靠别人。法国人是通过别人的存在来思考、生活的，至少在自尊心这方面是如此。他们的多数作品使人感到：主要的旨趣并不在于讨论的题目，而在于自己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法国作家总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甚至于创作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并没有忽略别人的评判、嘲笑，以及正在时兴的趣味，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忽略所处的特定时代的文学权威力量。 写作的首要条件，乃是具备生动活泼而又强劲有力的感觉方式。从别人身上来研究自己应当感受些什么、自己获准说些什么，这样的人就文学观点而言是根本不存在的整个这句话以及类似语句，都是影射拿破仑帝国政权强加给法国思想运动的约束。。无疑，我们天才的作家们（哪个国家比法国有更多这样的人才！）只服从无损于自身特点的那些约束：但只有对这两个国家进行集体性的、现实的比较，才能弄清楚为什么它们难于相互了解。 在法国，阅读一部作品大抵是为了议论它；在德国，大家几乎是孤独地生活着，因而要求作品本身给读者做伴；作品本身只是社会的反映，却又要求作品同人的灵魂搞“社交”，这又如何行得通！在僻静的隐居之地，没有比社会上的思想显得更单调凄凉的了。孤寂的人由于缺乏外部运动，便需要内心的激情来代替这种运动。

记叙文，顾名思义，是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举凡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之文，都属此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记者，所以备不忘也。”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以备不忘”的记录文字，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可看作是记叙文早的萌芽。从春秋战国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西汉的“以人物为本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记叙文在史学园地里蓬勃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或情节曲折，或语言生动，或气势逼人，或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技巧已相当纯熟，因此，前人便有“叙事起于史官”（真德秀《文章正宗》），“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之论。到魏晋南北朝，记叙文便不再局限于历史著作，这时，不仅出现了专记轶闻琐事的《世说新语》，专记山川景物的《水经注》和专记名胜风物的《洛阳伽蓝记》，而且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融其诗风于文的散文史上不朽的单篇记叙文《桃花源记》。

本套八卷，每卷之首均有前言，力求讨源溯流，系统介绍此类散文的发展历史，勾勒各时期特色，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相当于一篇文类史，读者可由此了解各类散文的起源、流变及概貌。又因前言为古典散文研究专家所撰，其中既体现作者的学术观点及研究心得，亦可供专业研究者参考。正文包括选文及其注、译、评四部分，兼顾普及性与学术性，使这套书也为普及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之作。对于典章名物及一些不常见的字词均有清楚、详细的注释。除抒情小赋因其多丽靡之辞不宜今译外，其他七类每篇均有今译。译文力求信、达、雅，并尽量保持原作风格。重要作品和有争议、有特色的作品篇后有选者简评或点评，介绍其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及历史地位。普通读者可借助注、译、评，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欣赏历代的名篇佳作，专业研究者亦可便中查阅有关资料。

根据早期文档资料，本书完整收录了林徽因已发表的全部作品，真实再现林徽因从黄金时代到暮色年华的传奇人生。

本书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为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截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艾菲尔铁塔，柏林墙涂鸦，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若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篇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

又梦相思泪几行“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相思是一种凄然之痛，但又夹杂着几许甜蜜，让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而对于那些名重一时的才子佳人而言，他们才华横溢，是才华激起了幽情，还是幽情激发了才思？“教我如何不想她”“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在思念与爱恋带来的光明与不安中，这些恋人走过了生命的暖春、盛夏、金秋、寒冬，也为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段特别的回忆。情到深处别样浓在那些过去的时光里，他们犹如舞台上的青衣一般，挥舞着水袖，倏忽上台，又倏忽退场，却为后世留下了一段段或完满，或凄美，或是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然而无论这段情，终是以何种结局收场，都曾在情深意浓之时，留给当事者一段相当美好的记忆，这是一生的宝藏，而在这一过程中，写下的诗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正如诗中所写的那样：“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每一对恋人在情到深处时，彼此都是对方的爱、暖与希望，是万古人间四月天，是彼此生存的重要慰藉，有了彼此，则宇宙从此不再暗淡！相见时难别亦难从离别当中，我们更能深切体会到恋人之间那种难舍难离的真挚情感，正所谓千言万语难道尽，难道是相思苦。这一处相思，两处闲愁，更与谁人说。明朝将离去，为了你，又停留一天；俯在伊耳边细说：爱人呀！我觉得多留一刻也好。多留一刻也好，这一刻里，无尽话语涌到唇边，却又无法言道，只好执手相看，默默不语，以眼神交流那万语千言，与无尽相思意。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是每一段感情都会有着完美的结局，或是因为有缘无分，天各一方；或是因为情海生波，不欢而散，甚至是反目成仇；可惜的是情深不寿，英年早逝，只剩下一方在无边的痛苦中苦苦挣扎。无论是哪一种，这一段情毕竟无法完全泯灭，在双方的一生当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总有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情，在我们心中留下灿烂的回忆，那是一生的无价之宝。这一去渺茫音信沉：唤你哭你都不应！英雄呵！归不归由你，只愿告诉我你魂儿在哪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情愿在巫山的朝云暮雨中，找寻你曾经的身影，为我之心灵留下慰藉。

我爱背诗词+纳兰容若的情与词

《西厢记》的剧情直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切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活跃、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花之语》（Language of Flowers），如凯特?格林纳威作品一贯的风格，清新，优雅，浪漫。配以美轮美奂的插图，从A到Z，将200余种花卉的花语一一写出。闲暇时光，捧来翻阅一番，当赏心悦目。

　　情节不仅仅与一个伟大的创意相关，好的情节是众多创意和写作要素的集合体，包括人物、经历、悬念、冲突和上下文。好的故事是人物和层层推的悬念冲突的有机结合。 　　本书从理论到实践都围绕着关于故事的古老规则展，涵盖了人物、悬念、冲突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挖掘新意，提供了新颖的案例和练习。对于小说家、电影编剧、剧作家、非虚构作家甚至诗人，不论你是在修订作品还是着手创作一部新作品，都能从本书中得到创意的激发。

本套装包含幽梦影，闲情偶奇，容斋随笔

《中国新文学源流》是根据周作人的讲演记录稿编成。1932年2至4月，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讲了八次学，后经整理，交北平人文书店于1932年9月出版。作品内容主要是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的系统总结之作。

《药堂杂文》收入周作人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三年于沦陷的北平所写文章二十八篇。不同于早期瓦屋纸窗下泡一杯清茶的闲适之谈，亦不同于中期短篇笔记式的思想闪光，这里是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正经文章”。从汉文学的传统前途到中国的思想，从启蒙到道德、女学，从留学忆往到故人感怀，虽不为长篇大论，却是身历铜驼荆棘之痛、滞留沦陷区的周作人对自己思想的一次梳理。 　　论述中国文学思想的文章，如《汉文学的前途》《中国的思想问题》，力图追根溯源，寻出中国民族前途希望；探讨启蒙、道德、女学的文章，如《启蒙思想》《道德漫谈》《女学一席话》，延续了一直以来对这几方面问题的关注探讨；怀旧忆往之作，如《留学的回忆》《怀废名》，则因环境殊异添了些家国身世之感。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 作为一个文坛传奇，萧红的作品总是和她的命运连在一起被人讲述，这多少掩盖了她作品的本应具足的光芒。本书几乎收录了萧红所有的值得一再品读的经典散文作品。萧红的散文女性特质非常鲜明，有着与生俱来的苍凉感、诗意暗涌、忧郁底色，夹杂着迷人的孩子气，同时不拒绝现实的残酷，这使得她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女作家，跻身现代文学大家之林。

卡夫卡喜欢用书信交流，他给小的妹妹奥蒂莉?奥特拉?卡夫卡（Ottilie "Ottla" Kafka)、其他家人（包括他的父母亲、另外两个妹妹、妹夫）、朋友和几个亲密的女性朋友写过几百封明信片和信。《卡夫卡致奥特拉及家人的信》（以下简称《信》）收集了卡夫卡写给奥特拉及家人的120封明信片和信，其中101封是写给奥特拉的。《信》为我们走近卡夫卡提供了一条途径，阅读《信》时我们眼前呈现的卡夫卡有时忧郁、纠结，有时俏皮、风趣。卡夫卡比奥特拉年长九岁，但从《信》里的字字句句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卡夫卡会在小事（如演讲题目的选择）上给奥特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为奥特拉联系学校、给奥特拉讲自己做过的梦，也会支使小妹妹为自己跑腿办事（如到保险局去为他提交休假申请、买衣物寄给他等）。 卡夫卡烦闷时会在信里向小妹妹倾述自己的心情，兴致好时会提笔给小妹妹写个小笑话，或是非常细致地描述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和看到的景色。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或许能隐约看到一代文学大师的影子。 卡夫卡并未在明信片和信里留下日期。《信》里每篇起始处括号里的时间和地点是《信》的德语版编辑加的。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与文学巨匠保罗·奥斯特三年之间在纸上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记录。两人约好通信三年，讨论此世间的各种话题：友情、人生、文学、艺术、生活、经济危机、战争、体育……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两人的交流绝非客套，在意见不同时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比一般的通信集内容更深，比一般的文化随笔角度更广，令人读来十分过瘾。 ------------------------------- “依我看来，只有在对话者之间涌动着某种气流时，才会有真正的谈话。” ——J.M.库切 “刚刚从一次短途旅行中归来……就看到了你新的传真在等着我。” ——保罗·奥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