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框架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系统阐释了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主体内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应坚持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

　　《公共管理文库：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参与》在对公民参与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系统归纳和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公民参与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活动，详细论述了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目标、范围、层次和方式，阐释了公民参与的阶梯理论以及公民参与类型适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据此，讨论了有序公民参与的实质和表现形式，公民参与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等。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文库：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参与》着眼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详细梳理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民参与的发展历程，解释了参与发展的特征与主要机制，并立足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大背景，提出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动力、挑战与公民参与有序发展的前景与路径。在部分章节中，附有公民参与的实践案例，以帮助读者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革命道德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性成果，它的生成和发展是伦理道德领域的一次空前革命，标志着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终结，开创了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崭新阶段，具有不可磨灭的划时代意义。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价革命道德，对于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推进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罗国杰编著的《中国革命道德》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道德，分析其历史地位、重大作用，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作者孙国华、周元)在深入领会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有关公平正义的内涵、法的价值、法的职能和作用等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依托于孙国华负责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周元有关“探求正义的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针对新的社会形势、新的工作要求，对当前社会各个领域中主要利益矛盾产生的原因和现有的矛盾解决手段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根据法的形成和运作规律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的必要性，并进一步讨论如何通过法治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蕴含着的公平、正义是协调利益矛盾的准则，因此，勇于直面现实中存在的利益矛盾，直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失误缺漏，直面当今社会中的各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努力正确地认识社会利益矛盾并竭力从根本上解决利益矛盾、消除各种导致不正义现象产生的因素，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是贯彻党和国家政策、实现社会主义法治、落实“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本书着力之处。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健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搞好这一改革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金融系统反腐败工作是关系到金融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本书所涵盖的案件中突出的特点是利用职务之便，搞权钱交易。他们或公然挪用，或私下受贿，或大肆贪污，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严重干扰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严肃查处金融系统的违法违纪案件，同时，要在掌握人、财、物权力的岗位上建立有效防范措施，对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建立良好的约束机制。

本书包括：以党章为遵循、以群众为评判、以实绩为检验等

“悦读政策”系列图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简称“中国政府网”）组织编写，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国务院的重大政策。 本书为该系列图书2015年第2辑，分专题介绍了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公共产品投资促进稳增长调结构、推动大气污染治理和企业技术升级、以“三证合一”力促创业创新、推进“互联网+”行动等7个方面的重大行政改革举措，涉及的主题均为社会关注度高、与民生关系紧密的议题。以新闻速递、一图速览、政策传真、决策现场、媒体视角等连缀成篇，注重政策解读的通俗性、生动性。有助于广大读者轻松、愉快地阅读政策，更好地理解、认识国务院重大政策。

　　在现今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公众参与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政府在面临空前开放、高度透明的舆论环境时，一定要善于运用和发挥网络平台与新兴传播工具的作用。本书用详细的事例和操作性强的技术指导，为政府机关宣传提供技术助力，帮助政府部门在舆论场中掌握主导权，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本书是马列主义知识读本之一。本书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劳动价值理论的背景出发，分9章详细阐述商品的概念、劳动的两重性、价值规律、货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等内容，表述中语言精练，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适合中学生阅读。

本书作者参阅诸多资料，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缘何侵略中华大地以及日本法西斯侵华犯下的种种罪恶，并从国际、国内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如何从苦难走向胜利的过程，阐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考核是干部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加强干部队伍管理的重要手段。本书从干部能力考核的内容、考核方法、考核程序、考核结果及评定等方面系统分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干部能力考核机制现代化。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全面崛起，处于西方“经典”民主模式独霸世界的格局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中国人民民主是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如果是，那西方的“经典”民主模式算什么？如果不是，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都获得充分的现代性，中国人和人民都能够过上自主、平等和温饱无忧的小康生活。

本书作为应急演练实施指南，是以导调过程为主线的，是对于演练组织方如何组织应急演练的方法与手段的介绍。本书分四个章节介绍其内容: *章“应急演练实施基础知识”介绍相关概念与原则。 第二章“应急演练实施基本方法”介绍典型的应急演练实施方法和流程。第三章“应急演练实施工作表单”介绍有关的工作检核表。第四章“应急演练实施实例展示”介绍有关实例。作为推荐性指南，这里介绍的方法并不是要给实践者“立法”或居 高临下式地予以“指导”，而是提供一种值得信赖的、可供参考的方法。

大数据在我国政府管理场景中的应用实践案例读本，全面展示我国电子政务与数字化建设的成果，深度理解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重要意义。 本书作者作为国内*早从事大数据应用研究的实践者之一，亲历了中国大数据的发展历程、主要事件、应用案例以及行业变化。 在本书中，作者将其所亲历的大数据发展历程行了阐述，从大数据的基本概念、特到实践解读，通俗易懂，给我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作者将帮助读者，尤其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认识和了解大数据的魅力和价值，直观地理解大数据运用与分析，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行有效的政务管理并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提升组织和个人的数据素养。

本书紧扣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农村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新任务，详细阐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和设置方式、活动方式的创新，着重分析了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和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并在加强农村基层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探讨。本书对于广大党建工作者做好新时代农村党建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是推进新时代农村党建工作的重要学习读物。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将共产党执政置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中，置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展自身建设，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程中，置于当今世界各类政党应对挑战、治国理政的国际比较中，全面研究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苏联东欧国家关于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改革放新时期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历史方位、主题主线、总体布局、根本目标等方面，分析和概括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力求深化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历史发展与实践运用这个时代课题的研究。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放40周年，这是总结经验、继续深化改革放的重要时机。本书从历史、成就和经验等多个维度，对改革放的伟大局面行立体式呈现，全面展现改革放40年历程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的新成就，全面回答“为什么说改革放伟大”这个重大问题。本书深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讲话精神，充分展示了改革放40年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了改革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新时期全面解读改革放的重要著作。

长篇报告文学《血砺忠诚》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出兵山东，由萧华将军率东进纵队挺进乐陵，创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展示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重现那段难忘的“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和我党的优秀代表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昭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勇气和信心，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内容简介】 本书为社会科学类论文集，分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文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六个版块。 本书由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根据理论热点，组织刊发国内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原创研究成果，是江苏省委党校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切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宣传和研究引向深入的成果展示。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written by Marx and Engels as the Communist League’s programme on the instruction of its Second Congress (London, November 29-December 8, 1847), which signified a victory for the followers of a new proletarian line dur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gramme questions. ??When Congress was still in preparation, Marx and Engels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inal programme document should be in the form of a Party manifesto (see Engels’ letter to Marx of November 23-24, 1847). The catechism form usual for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the time and retained in the “Draft of a Communist Confession of Faith” and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was not suitable for a full and substantial exposition of the new revolutionary world outlook, for a comprehensive formulation of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s aims and tasks. See also “Demand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Germany,” issued by Marx soon after publication of the Manifesto, which addressed the immediate demands of the movement. ??Marx and Engels began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Manifesto while they were still in London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ngress, and continued until about December 13 when Marx returned to Brussels; they resumed their work four days later (December 17) when Engels arrived there. After Engels’ departure for Paris at the end of December and up to his return on January 31, Marx worked on the Manifesto alone.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Manifesto was a 23-page pamphlet in a dark green cover. In April-May 1848 another edition was put out. The text took up 30 pages, some misprints of the first edition were corrected, and the punctuation improved. Subsequently this text was used by Marx and Engels as a basis for later authorised editions. Between March and July 1848 the Manifesto was printed in the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a democratic newspaper of the German emigrants. Already that same year numerous efforts were made to publish the Manifesto in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A Danish, a Polish (in Paris) and a Swedish (under a different title: “The Voice of Communism. Decla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ditions appeared in 1848. The translations into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made at that time remained unpublished. In April 1848, Engels, then in Barmen, was translating the Manifesto into English, but he managed to translate only half of it, and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made by Helen Macfarlane,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two years later, between June and November 1850, in the Chartist journal The Red Republican. Its editor, Julian Harney, named the autho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All earlier and many subsequent editions of the Manifesto were anonym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