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埃达》（或称《小埃达》、《史洛里埃达》）是冰岛史学家、诗人史洛里?斯图拉松（Snorri Sturluson，1178或1179年-1241.9.23）于十三世纪写定的无韵体散文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成书时间大约为1220年左右。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古鲁菲的被骗》、《吟唱诗艺》和《韵律大全》。《古鲁菲的被骗》由阿萨神族和太初巨人伊米尔讲起，叙述了北欧神族世界的创生与毁灭，以及北欧神话的许多其它方面。《吟唱诗艺》则是北欧海神与诗神的对话，其中交错着关于北欧神话与诗歌艺术的讨论。后的《韵律大全》则记述了古诺斯语诗歌中的不同体裁。

王恩涌先生的这本随笔集，共收录随笔文章76篇，涉及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地理教育三个方面。全书以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从建筑、饮食等角度，以小见大，阐释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和内容；同时从大的时空尺度上，从人地关系、地缘政治等角度，对文明变迁、大国兴衰，以及文化现象如宗教、语言、习俗等等行分析和解释。全书有史有识，内容丰富，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

雪莱是英国文学*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同时他又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幻想未来的美好社会，探索通向这种社会的革命道路。其创作的抒情诗中很大一部分是描写自然的，也有很多是政治抒情诗。他热情地支持和歌颂当时在欧洲各国掀起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而且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号召被压迫者起来反抗。《雪莱抒情诗选》选取了其早期诗作12篇以及1816年至1822年60余篇诗作，以时间为序，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斗争和发展过程。

《孩子们的诗》，精选了七十多首等3－13岁小朋友写的诗。小诗人们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广西、福建、内蒙古、新疆等全国各个地方。从上万首诗作中脱颖而出，它们首先是好诗，其次才是孩子的诗。

　　荷尔德林（1770—1843）是德国乃至世界*秀的诗人之一，被誉为“哲学诗人”、“诗人中的诗人”。 　　译者顾正祥倾十年之心血从事荷诗的翻译与研究。著有探讨荷诗汉译的博士论文（德国图宾根大学，1994年）及国内本荷尔德林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荷尔德林诗新编》选泽诗人各时期代表作66首，对其中欧洲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及隐喻和象征等手法多加注释和导读。《荷尔德林诗新编》是学习和欣赏荷尔德林诗歌的经典读本。

如果一个人花很多年时间去学习所有的解释性理论之后，任何答案——依据前人曾经达到过的大多数路径所得出的答案——在她面前都像雕刻家手下纷纷掉落的刨花。雕刻家关心的是那块引起了刨花的木料，而一个学方法论的人如钟与氏，关心的则是引起这些答案碎屑的问题全貌。在现实意义上，明确定义问题是为了知道我们在对付什么；在研究中，则是为了理解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纷繁方面，厘清不同线索的意义；而在个人生活里，它只是一种作者本人难以回避的习惯。这个小集子，编辑小庄曾想把它命名为《应该怎样去批评地球人的生活？》，作者自己想叫做《谜一样的地球生活》，PK的后结果是基友“王大锤”跳出来说，不如《陪你去看英国人落在那地球上》好了，想了想，不过是标题而已，不用打起来，遂采用了第三方意见。

本书为怀念杨绛的纪念文集，共收文章四十篇。其中既有政界显要和文化名人，也有研究人员和杨绛的亲友。这些文章对杨绛的散文、小说、评论、戏剧等各种体裁行了分析和评论，杨绛的亲友对杨绛的生活起居、性格习惯做了介绍和回忆；本书对杨绛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做了全面的论述和总结。

棒棰岛“金苹果”文艺丛书是对大连市文艺奖“金苹果奖”得主的创作成就的总结。本书是其中的一本，书以传主的名字命名。书稿包含“苦乐人生”“慧眼识珠”“春华秋实”三个部分。“苦乐人生”以时间为线索，采用作者自述的形式，详细追溯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慧眼识珠”收录的是其他作家、评论家对作者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成就的评论。“春华秋实”集中展示了作者的作品并附有简介。此种体例对读者了解作家的创作全貌、深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大有裨益。

一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批评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后起的朝代一定要否定其前面朝代的文化，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政治文化上是“改服色，易正朔”等等，在思想文化上则是指斥前朝之失，获得优越感，并在对前一个朝代文化的否定批判中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凸显自身的特色。前一个朝代的江山社稷及风流人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中，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场被告缺席的指控和判决。而前一个王朝既然灭亡了，它本身特别是它的末期肯定有很多失误，正好为后一个朝代否定它提供了靶子。按此惯例，清代特别是清前期的文学家对明代文学行了猛烈批判和彻底否定，形成了一股强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指斥、嘲笑的声浪，至今仍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后来清代也灭亡了，人们也要否定清朝。但这时中国社会已发生根本变化，从古代走现代，人们要否定的是整个中国古代及古代的文化，所以清朝本身的文化反而侥幸地被否定得较少，清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代后起的王朝否定前一个王朝这种游戏的后一个发言者。清人的很多说法，包括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就没有被后来的否定所抵消，而对后世持续发生影响。 清朝特别是清初对明代文学的批判之所以空前激烈，影响深远，是几种因素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批判初起于一批明朝遗民文人，他们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为明朝的覆灭而感到痛心。他们痛定思痛，力图总结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学、文化与明朝覆亡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思文人、文学、文化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吸取的惨痛教训。此前其他朝代的遗民也会作类似的反思和批判，但其力度、深度和强度都远不能与清初的明朝遗民的反思和批判相比。这首先是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其左派和异端及狂禅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富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学术风尚。人们批判某种现象或观，必嬉笑怒骂、骨三分，表达某种见解也往往极其犀利、富于感染力。这种学风虽经明清鼎革，但未骤然消歇，流风余韵延及清代前期，尤为当时坚守明朝遗民身份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继承。他们的思想和文章仍然保持了明代中后期的凌厉激越的风格。其次是因为，明清易代的过程之急遽，上至帝后下至庶民受祸之悲惨，整个社会动荡之剧烈，都超过以前的各个王朝更替之际。受这种空前的沧桑巨变的刺激，遗民文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反思就异常痛切深刻，批判就异常猛烈尖锐。紧他们而兴起的清朝前期的文学家，大多是明朝遗民文人的晚辈，深受他们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在对明代文学和文化行反思和批判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明代历史文化的批判成了他们的基本常识和习惯动作。同时，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文化方面本来比较落后，越落后就越不自信，越不自信就越需要通过否定明朝及其文化以抵消自己的不自信并藉此获得自信，尽管它实际上几乎全部继承了明朝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对它有利和有用的所有内容。因此清朝在靠武力统一全国后，即始通过一系列举措，对明代历史文化行清算和批判，许多御用文人和普通文人都加到这一运动中去，调门极其高亢而夸张。这样，清初明遗民的反省性批判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性批判，官方的批判与民间批判，就前后衔、二水合流了。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清朝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口诛笔伐，可谓声势浩大，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 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与学术的总体性批判，阎若璩的说法颇具有代表性：“前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407页。这可能是清代以来否定明代文学和学术者的共识。但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关于八股取士，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包括考试文化）发展的结果，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确实给明代文学和学术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但清代不是仍然继续沿用这套办法吗？在史学家孟森看来，清代统治者沿用八股取士制度，比明朝统治者用心更为险恶：“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关则连岁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以为屠戮，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我彀中’者也。”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台湾世界书局1980年3月版，第391页。可见清代士人受八股文之毒害有过于明代士人，何以见得清代的文学学术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明朝的文学学术就因八股取士而坏呢？或者说，何以见得明朝的文学学术因八股取士而坏，清朝的文学学术就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呢？关于李梦阳等倡复古学，在它之前，明代文坛被毫无生气的台阁体所笼罩，正是李梦阳等发起复古运动，明代文学才焕发生机，并引发了明中后期文坛的一系列新变。难道没有复古运动，明代文学继续沿袭台阁体的轨辙，就能取得辉煌成就吗？关于阳明心学，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明代思想文化重大的贡献。它不仅带来了明中晚期思想界生机勃勃的局面，催生了明中后期雅文学领域和通俗文学领域多姿多彩的景象，也沾溉了明末清初学术界富于批判精神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它对我们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仍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积极意义。如果没有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明代文学和学术还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东西呢？ 具体到从清初始的对明代文学的批判，蒋寅《清代诗学史》卷指出，清初人批评明代诗歌的三大弊端是：模拟之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之习。 蒋寅《清代诗学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关于应酬之习，其实不止明代存在，在唐宋以来就存在，严羽就曾严厉批评唐代元白韩孟、宋代苏黄等连联斗押，宋代文人以诗为交际工具，认为这些给诗歌带来了严重危害。明代前、后七子、云间派的诗人，都强调诗文必须有为而作，对应酬之风给予过猛烈抨。若说以诗为应酬之具，清人的行为毫无疑问比明人严重得多，汗牛充栋的清人诗文集，应酬之作所占比例绝不会低于明人创作。 　　关于门户之见，这确实是明代人论诗论文的一个特。所谓门户，一是指某种文学主张，或某种文学主张确定的取法范围和标准；二是指诗文作家因文学主张等原因而形成的文学派别。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文学派别的形成一般以共同的文学主张为基础，当然人际关系、名利等因素也难免会渗透到门户之见中。文学而有门户，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门户之见有利有弊。狭隘的门户之见，或纯粹出于利益的门户之见，自然对文学的发展不利。明代人之所以有比较强烈的门户之见，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鲜明的文学主张。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吴中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主张都大为不同。甚至同一个文学流派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文学主张也不一样。有门户就有主张，就有争论，这体现了明代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高度自觉。而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冲突和交融，正是文坛充满活力的表现。清代诗、词、文等也分种种流派，也都有各自的信从群体，有各自的主张和取法范围。有清一代的文学，也就是由种种流派、门派组成的。清代文学的成就，也是藉各种流派、门派的存在而呈现的。因此文学而有门户，不足为怪。至于那种纯粹为了名利而标榜门户，借吹捧文学派别的领袖而抬高自己，过于刻板地强调某种风格流派、取法对象，而肆意贬低其他风格流派、取法对象的行为，明人也已经察觉，并给予猛烈抨。且不说基本上一直不为叠相主导文坛的文学流派所牢笼的吴中派文人对文坛上的门户习气有过多么辛辣的讽刺，即使是复古派领袖如王世贞等，一方面为扩大自己文学主张的影响而广招同侪，一方面也对这种陋习深表不满，他曾说：“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中于一时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迩来狙獪贾胡，以金帛而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噫，可恨哉！”（《艺苑卮言》卷八）历览清人对文学界恶劣门户现象的批评，其刻画之逼真，指斥之痛切，似未有超过王世贞这段话者。 　　关于模拟之习，文学贵在创新，简单模拟前人，自是文学大弊，明代文学家不可能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李、何、王、李等复古派作家主张学古，但他们的目标是“拟议以成变化”，即通过认真揣摩学习古人优秀作品，熟练掌握诗文创作法度技巧，在此基础上自由变化，形成自身的特色。模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独创才是目的。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模拟学习前代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实际上是文学创作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复古派作家强调揣摩学习古人的作品，是符合创作实践的一种合理主张。从来没有哪一位复古派作家认为模拟就是目的，把模拟当做创作。相反，他们对简单模拟的现象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即如强调“拟议”的李梦阳，也反复申明“拟议”的目的是“自成一家之言”，对那种“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的做法不予认可，称“谓之影子诚可。”（《驳何氏论文书》）徐祯卿早年浸染吴中诗风，后来在李梦阳等引导下转而学古，又似乎走向另一个*，即太重模拟古人，太重体格法度，而自由变化则略显欠缺。徐祯卿年仅三十三岁因病早逝，李梦阳为他的诗文集作序，对他提出批评并表示惋惜：“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迪功集序》）至于唐顺之等所谓唐宋派作家，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以及徐渭、汤显祖等，对剽窃模拟更行过严厉指斥。徐渭称当时复古派特别是其末流的诗文创作剽窃模拟，有如“鸟之为人言；《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叶子肃诗序》。第519页。袁宏道《叙小修诗》等文中对复古派末流“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现象作了尖锐批判，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8页。其言论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 　　综上所述，清人对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大致分成几种情况，一种批评是合理的，如对八股取士制度和诗歌创作应酬之习的批评，但在这两方面清代人与明代人并无二致，或者说还变本加厉了。不必因此就说清人没有资格批评明人，但至少这肯定不是明代文学的成就比不上清代文学的原因。另一种批评属于误解，如清人对明代文学的门户之见和模拟之风的批评。清人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明代人关于门户问题和学古问题的理论见解，不了解明代文学家具有强烈门户意识背后的深刻原因与积极意义，也不理解明人强调学习古人的真实意图及其合理性，不能对其行辨证的分析，因此这种批评就比较肤浅，似是而非。还有一种批评是从保守的思想观出发的，如对整个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的看法，我们自然更不应该盲目信从。总之，清人对于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历史面貌，因此既没有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也没有真正抓住其根本缺陷。

本书是“读库”作家刘勃关于金庸小说的随笔杂谈结集。 全书分为三部分，*部分是“武侠与金庸”，收录了《五岳剑派实力考》《少林达摩院的变迁》《杨过的水准问题》等“武评”文章；第二部分作者对金庸小说中的二十几个人物行了精彩分析；第三部分“故事新说”中，作者借前两篇《苗人凤》和《风清扬》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后一篇《趟子手》则借传统武侠小说的元素，书写了一些注定成不了大人物的年轻人。

这是一部随笔散文集，收集了作者曾发表于全国各家报刊的数十篇文章。作者视野广阔，对各种文化均有广泛涉猎，且有自己独到而个性鲜明的见解。文笔犀利、幽默。选择评论、描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比较独特，文化层面宽泛，丰富而非杂乱。评人评事观明确，发人深省，有一定文化含义和出版价值。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又号悔迟等，浙江诸暨枫桥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老莲小笺》着眼于画家的人生交游与地域因缘，以史料以及个性事件为线索，试图通过画家不同时期的人物交游、人生轨迹等片断，或一个或一个时段或一个横截面，以揭示老莲的典型个性与传奇人生。

本书收录了陆小曼的散文、小说和日记，并选录了徐志摩写给其的《爱眉小札》。共分“心寄云峤”“湖山寂寥”“去路无缘”三部分。情意缠绵，热烈真挚，明白晓畅，动人心肠。

本书旨在从文体学的角度，对明清传奇戏曲行历史描述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研究。全书分别深地考察了传奇戏曲文体在剧本体制、语言风格、抒情特性、叙事方式等各个层面的历史变迁过程，力图准确地描述它从明成化元年(1465)到清宣统三年(1911)近450年的演历程。同时，本书着力将传奇戏曲文体的历史变迁置于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阐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该文体各个层面的变迁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功能。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书广泛地吸取了古今中外文体学研究的成果，根据独特的研究对象，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探索一种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文体学研究范式，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

周作人在序中说：本书所收凡四部分，即是一，“旧书回想记”二十八则，二，“桑下丛谈”四十四则，三，“看书偶记”六十一则，四，“看书余记”五十八则，共计一百九十一则也。 《书房一角》收录了周作人将近200则读书随感，内容短小而灵活，有些甚至不足十行，且涉及古籍众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辨析，也有对家乡绍兴风俗、人物等的介绍，从中可感知周作人对故园的思念，也是一本绝佳的风俗志。他将现代思想融入到古籍的评点中，读来滋味非常，有别于其他读书随感

《饮露餐英集》是一本和歌日汉对照读本。本书共收录了51首和歌。和歌是短歌形式的日本古典诗。和歌的显著特是“5?7?5?7?7”的短歌句式，朗读这些和歌，可以体会到节奏动人的韵律美。这些和歌或俏皮、或深情、或浪漫、或哀伤，总有一首能重重撞你的心灵，久久地让你回味，深深地让你陶醉。小野小町、在原业平、纪贯之、藤原定家、大伴家持、和泉式部等歌人的和歌作品，在翻译家施小炜先生的笔下译成一首首韵律谐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的中文诗歌。

高铁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其安全、便捷、舒适的优势，成为当今中国人出行的shou选交通工具。中国高铁创新发展的巨大成就，给了世界一个惊喜。高铁集当今高科技之大成，克难攻坚，历经艰辛，演绎着精彩的故事传奇，彰显了杰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风采。本书以大众的视角、专业的解读和灵动的语言，加之精美的图片，带您遨游高铁科技知识的海洋，探索大国技术创新的奥秘，展示中国智慧的独特魅力。

这是一部灵动优美的花草随笔集，作者以花为题，通过古典诗词将读者带人间四季花花落的变幻之中。不仅观草木风月，而且抒世事情怀。三十篇精美文字，以花草为肤，以诗词为骨，雅意笔端，为你展一幅幅落英缤纷的迷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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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陈野苹同志撰写的回忆录，分为两部分，*部分为自传，从作者自身的出身及家世、党、参加革命、延安岁月、抗日战争一直写到解放后作者的相关经历，第二部分为作者回忆革命建设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一些革命斗争事件。全书共十几万字，言简意赅，对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动有细致的回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张学良将军，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顾维钧，世界上的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传记文学》的责任，*大的阿Ｑ，*凶的阎王，“以一人而敌一国”！ 本书以“书缘与人缘”为名，是史家唐德刚（“我的朋友唐德刚”，胡老师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多年读书与日常见闻文章的集合，共三十二篇，其中谈到了胡适、顾维钧、张学良、刘廷芳、吴先、刘绍堂、杨振宁等人，又论及《传记文学》、《鲁拜集》、《唐诗浅探》等书，于普通的细节中展现出历史的风貌。作者写人、评书，都把自己放在其中，穿插不少逸闻趣事，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其中可见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华人学者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和极佳的人文素养。 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滴之得，故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