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革命先烈罗登贤的研究资料汇编。罗登贤（1905—1933），广东南海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在香港英商太古船厂做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1927年参与组织广州起义。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0年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及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1931年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的抗日运动。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3月28日，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4月解来南京。8月29日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该书首次汇集罗登贤的研究资料，其出版有益于推动对罗登贤事迹的研究。

《范仲淹传》是青年女作家邢超的全新力作。以范仲淹的生平为线索，宋仁宗、吕夷简、韩琦等关键人物逐个登场，既勾画了范仲淹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风骨，同时又映照出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变幻。作者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行文“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达到了史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此外，为其诗作、典故增添注解及人物路径卡片，便于读者们更好的欣赏阅读。

这是一本从纪录片出发的哲学书，他纪录着小人物们构成的历史；是一本用影像去抵达的启示录，他思考的是如何用影像认识世界。从民生出发，以影像抵达。在最官方的平台，讲述老百姓的故事。陈虻，一个被崔永元、白岩松、柴静等一众央视人视为精神领袖的人。本书汇集了陈虻生前在央 视评论部的审片经典言论、讲座精华、报道文章以及影像，展示了纪录片从观念到方法、从栏目化管理到新节目研发的思想精华。本书由十八篇文章构成，从十八个角度解构他的思想，展示出一个思想深刻而诗意表达的纪录片人之有趣。包括前言在内20章。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跌宕的一生。作品从“烽火孤舟”的乱世降生开篇，再现了靖康之耻中三岁幼童随父逃亡的创伤记忆；继而刻画其“书剑少年”的文武抱负与沈园爱情悲剧的锥心之痛，展现科举仕途中“长安道远”的政治挫败；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铁马秋风”的南郑军旅生涯与《平戎策》的壮志未酬，以及晚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三山隐居岁月。全书通过九个章节，将诗人“九州未同”的遗恨与九千余首诗词的创作脉络交织，呈现了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始终挺立的文人脊梁。

《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隋唐》为您揭开隋唐盛世背后的人物传奇。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开启隋唐华章；隋炀帝杨广虽有开凿运河之功，却也因急功近利致天下大乱。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贞观之治传颂千古，麾下李靖、李世勣等名将南征北战。武则天以女子之身称帝，打破传统，展现非凡政治手腕。还有诗坛巨擘李白、杜甫，用笔墨描绘时代风貌。本书聚焦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讲述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卓越事迹，让读者领略隋唐时期的辉煌灿烂与波澜壮阔。

《戏说朱元璋》以别样视角呈现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奇历程。从贫苦放牛娃到起义军领袖，他在乱世中崛起，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其麾下徐达、常遇春等猛将如云，刘伯温等谋士运筹帷幄。鄱阳湖大战惊心动魄，成就他统一霸业的关键一步。他既有着严惩贪官的铁腕手段，又有对马皇后的深情厚谊。本书以轻松诙谐的笔触，在尊重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为读者展现朱元璋性格中的多面性、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带你领略这位传奇帝王的独特魅力与非凡人生。

他从寒门少年成长为名震天下的抗金统帅的历程。书中展现了岳飞秉持“精忠报国”的信念，在国势羸弱、朝廷内外交困的时代里，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无畏的担当，一次次扭转战局；同时也描绘了他在权臣掣肘、政治黑暗下的孤勇与悲剧命运。作品不仅重现岳家军铁骑风骨，更揭示忠、义、国、家之间的复杂抉择，是一部关于英雄、人性与时代风云的壮阔长篇。

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他的一生历经坎坷，多次被贬，但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作品题材广泛，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本书通过讲述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展现了他的才华横溢和豁达的人生态度。

　　《海上繁花落：民国女子的爱与婚姻（精美图文本）》讲述了：当哲理与诗意交融，当梦幻与现实映衬，民国那些生逢乱世却凸显芳名的女子，以她们独特而传奇的人生，谱写爱与恨的异彩华章，如繁花绽放在我们的面前，那些交织着爱于恨、执着和挣扎的凄艳史事，是值得我们边看边悟的风景。 　　像陆小曼一样义无返顾，或者像林徽音一样沉着淡定……或者，像张爱玲一样，明知是错的，也低下去，从尘埃里出花来。爱的路，一帆风顺也好，山重水复也罢，心想事成固然值得庆幸，柳暗花明更值得回味；婚姻的梦，花好月圆也好，支离破碎也罢，浮生一梦，还需坦然。 　　她们，我们，原本没什么不同。《海上繁花落：民国女子的爱与婚姻（精美图文本）》主角：昙花一现阮玲玉、人生圆满林徽音、交际女王唐瑛、错付柔情张爱玲、生死相许赵一荻、督军夫人董竹君、隐世独居陈洁如、电影皇后胡蝶、铿锵玫瑰小凤仙。

《饶宗颐与中山大学》由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李启彬编著，将作为庆祝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和中大饶研院成立10周年专号出版。全书字数约13万字，图片约100张。共分为文章、著作、书画、诗词四部分，收录了饶宗颐先生各个时期与中山大学相关的文字图片资料，展示饶公与中大超过八十年的学术因缘。 此书*部分“文章”，收录饶公历年刊登在中大期刊、《华学》，以及纪念中大学人的文章和序跋；第二部分“著作”，收录饶公在广东通志馆时期的研究成果、和中大学人合作之著作，以及主编之《华学》；第三部分“书画”，收录饶公为中大之题辞、题签，以及中大学人收藏饶公之作品；第四部分“诗词”，收录饶公和中大学人有关之诗词。

《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是当代著名艺术家吴冠中于八十五岁高龄完成的自传。全书以质朴、坦率的语言回忆了其生活与思想情感的变化、转折与发展，详尽叙述了他半生艺海的心路历程，并于书中阐释了笔墨等于零、风筝不断线等经典艺术主张。在这些平实、细腻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位艺术家对于绘画艺术的艰深探索，他所抱持的激情与信念。全书以吴冠中在巴黎求学，返国任教以及到各地采风等不同时期的照片贯穿，精选数十幅代表画作，全面展示了艺术家的生活与成就。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收录《我生命的故事》《走出黑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部作品。《我生命的故事》发表于1903年，讲述海伦如何遭遇不幸又走出不幸的艰辛生命历程，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走出黑暗》是哲理散文，发现支撑海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来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假想了重见光明的三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之情。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1938年初，谭友林奉命由延安赴洪湖重建党组织，与沙市朝阳学院进步女大学生邱云相识，并与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一起介绍邱云入党，随后谭与邱相恋。谭友林身份暴露后与邱云在荆江边吻别，由武汉转道赴豫东，加入新四军。邱云留在洪湖地区，利用父亲的诊所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谭友林到延安参加七大时，与同来参加七大的钱瑛相遇，钱瑛告诉谭友林，邱云赴重庆执行任务时在船上被日军发现跳长江牺牲了。后谭友林在邓颖超、胡耀邦、陈赓等的关心下，与邓颖超干女儿鲁方相识、相恋、结婚。其实邱云并未牺牲，荆江边长大的她水性极好，跳江后游到岸边，后赴新四军找谭，经彭雪枫安排去延安，刚到延安边区，便得知谭已结婚，遂找消去延安的念头，而留在边区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并改名韩雨。此后60多年，韩雨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谭的人生轨迹，关注着他人生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将对他的爱深藏心底，终生未嫁。1986年6月，谭友林夫人去世，韩雨第二次动了找谭的念头，1987年清明节她由上海来北京，打听谭友林的联系方式时，由昆明军区司令员张至秀处得知谭友林即将再婚，邱云随即离开了北京。2006年谭友林去世后，年近90的邱云于九华山出家。

韩非子，师从荀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但古人认为其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明太祖朱元璋是这句话*有力的诠释者。他出身于贫穷布衣之家，他是一个从历史的夹缝中钻出来的英雄。苦难童年，曲折传奇的情爱，铁马金戈，他政治家的谋略与风采以及运用权谋的无奈……这些曲折起伏的故事在历史的平台上演绎着命运的悲欢离合，大喜大悲。让我们廓清历史烟尘，通过起伏波折，大开大阖，震撼心灵的故事，把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发掘出来，从而去探索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历史传奇……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奠基者、中国银行业之父、金融家张嘉璈的长篇文学传记。 本书采用金融史与生活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银行家们的日记、书信、函电中互参考寻，细密地考察了张嘉璈的生平踪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描绘了这位二十世纪初的金融巨子跌宕起伏、充满悬念的一生。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在清末后十年创立的大清银行。后经过以张嘉璈为代表的中国代现代银行家筚路蓝缕的拓，逐渐实现了现代银行业在二十世纪初的崛起与变革。 以张嘉璈为中心，本书同时讲述了一段置身金钱政治漩涡的南北金融界群雄的故事，展现了近一个世纪神州大地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端、成长与变革，以及一代金融精英在时代大变局中立身谋国的气魄和胆识。 在传主张嘉璈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种精神的光芒，这种精神是一种家国担当，也是一代银行家魂魄所寄：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张嘉璈舍我其谁的担当气概，对今天推动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帮助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也具有深刻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特奥运动是人类的互助活动，体现了人类的真善美。”（2007年6月8日《解放日报》，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调研上海特奥会场馆建设发言）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态度，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特奥口述史即以一对一的访谈形式，记录智障人士和残疾事业从业者的个人经历，希望成为促社会文明步的一小步。 访谈对象为两类：一是智障人士及其家人、同事、老师，完整记录智障人士自出生迄今的生活经历，讲述智障人士的人生故事、生命体验，即讲述智障人士的个人生命史和家庭生活史。二是访谈从事残疾人事业的普通人士，如特奥教练、特教学校校长等，记录从业者的人生经历和事业史，从个体职业的视角，反映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 本卷为特奥志愿者卷，采访了20多个参加过特奥运动会相关的志愿者，记录了他们从事特奥运动和志愿者活动的心路历程与感受。

本书为烈士马克昌、倪朝龙的合传。马克昌烈士是云南人，1930年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江湾区区委书记，12月9日参加“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筹备会后回寓所时，被潜伏在寓所附近的军警逮捕。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死刑。倪朝龙烈士是福建人，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 军东路北伐军，“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解甲回乡，辗转赴上海，并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冬回东张建立了福清游根据地。1930年中奉命返回上海，担任劳动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是年12月10日，在江湾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会议时，不幸被捕。1931年因刑致疾，病逝在狱中，终年25岁。

作为首个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学生； 首个罗斯律师事务所女性合伙人； 首个在联邦法院大陪审团前作证的"diyi夫人"； 首位竞选公职的夫人、纽约州女性参议员,在以前"diyi夫人"身份走进美国国务院后,希拉里又开始了角逐总统的历程。 本书通过探寻希拉里每一个不为人知的人生细节,编织与众不同的人生节点,勾勒出客观真实、主观倾向的希拉里,旨在带你认识不一样的美国,了解人前人后真实的希拉里。

该书讲述了青年时期的蒋介石是如何走上民族革命道路以及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