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现代心理学学科的诞生；190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作家与白日梦》，为文艺心理学面世揭序幕；1924年，鲁迅翻译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在大学课堂讲授，成为国内引文艺心理学系统理论的第一人；1936年，朱光潜出版了中国学者的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专著。此后，这一学科在中国沉寂了近半个世纪。 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在中国得以重建。鲁枢元作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积淀深厚的西方心理学资源中披沙沥金，对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日内瓦学派、“维列鲁”学派逐一行了兴致盎然的扫描与梳理，从中探寻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知识与理论，让文艺学与心理学在新时代的学术视野中融会，结集成这本《文艺心理阐释》，为当代文学艺术的心理批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书稿共分为三卷，卷一分析了20世纪文学整体背景的转换，将文艺问题和心理问题放置在人类活动历史的框架中，希望文艺心理学研究可以更加贴近现实；卷二评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等九个国外心理学派，并梳理了各流派思想理论中与文学艺术心理相关的环节；在卷三中，作者结合心理学研究，从本体论、创作论、价值论、批评论的角度向读者阐释了自身的文学观，表达了自己对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状况的研判。 本书有助于读者从心理学维度感知从创作主体到创作内容、到读者受等文学艺术活动的整体过程。

《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是关于鲁迅的综论，是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好书”得主江弱水的潜心力作。 全书分十二章，从《呐喊》到《彷徨》，从《朝花夕拾》到《故事新编》，从现代散文诗《野草》到鲁迅的旧体诗，从鲁迅的生命困局到话语困境，直到语文观，对鲁迅的写作做了一个纵向而又立体的观照。 本书破除了对鲁迅作品的许多陈见，提供了解读鲁迅的新的路径，同时，也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更为精细完整的分析，如鲁迅与胡适的语文观的对比，鲁迅旧诗的艺术魅力的讨论等等。在鲁迅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的今天，本书多有创见与发明，提供了许多对于鲁迅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卡夫卡的先驱》是浙江大学文学教授许志强的评论集。 与读后感式的小说评论不同，他将写作理解为素描，试图摹写对象的神采，带着我们去阅读，甚至鼓励我们去细读。作者洞察微，学养深厚，笔法精细，在消遣、享受、品味乃至痛苦中将文学传递给读者。 那些纷繁复杂、荒诞离奇、充满着象征和隐喻意味的20世纪欧美文学作品在他笔下门户洞，卡夫卡、博尔赫斯、库切、托宾、萨拉马戈、乌格雷西奇等作家一一出场，与我们对话。 他评价库切的写作“既是缘于一种‘历史的宿命’，也包含自我抉择”，认为傅尼埃的生活和梦想好像就是为《大莫纳》在准备；他毫不掩饰对《失明症漫记》的欣赏，“萨拉马戈将游戏笔墨和精确的写实风格熔为一炉”，也向索尔·贝娄致敬，认为他身上“这种尼采式的英雄气质，使他即便怀疑一切，也绝不会怀疑诗性创造的力量”。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王国维对《竹书纪年》进行校勘和注释的著作。《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史，西晋时出土，但流传过程中出现多个版本，真伪难辨。王国维通过严谨的考证，区分了今本与古本，并对今本进行了详细校勘和注释，力求还原其原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不仅为《竹书纪年》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也推动了先秦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修订文雅词幽，馈赠珍藏*书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词的情意写真(新订版)》“纳兰容若”，只这四个字便是一阕绝妙好词。唇齿之间流转，芳香馥郁所以，从一开始命运就埋下伏笔，安静蛰伏在人生里静候结果开花的一天——他被人记取，不因他是权榴之子，不因他是康熙的宠臣近侍，而因他是横绝一代的词人。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

《外国童话史》以世界为视野（包括中国），就儿童文学的一个首位重要的分支——童话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评介。既为“外国童话史”，范围就只涉及外国并且自然以西欧、北欧、东欧三大板块为中心内容，从童话文学现象中归纳其发展规律。《外国童话史》不装腔作势，不故作高深，深入浅出，易读易记。学习者、创作者、教学者、研究者、出版者、资料收集者均可借助它各取所需。

      辛弃疾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而终生不被重用，发为歌词，悲壮激越。本书以生平叙述统领名篇注释评析，见解独特。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皆选取中国文学史中的一流大家，延请国内知名文史学者，以生平事迹为线索，对其作品行选注选评。一本在手，便可对这些大家的生平事迹、作品风貌有全面的了解。

苏家两朵花，一朵沉静婉约，一朵热情奔放。姐妹两个，一个是养在深闺的大家闺秀，一个是留洋归来的新派小姐。 少帅楼西聆要娶的是妹妹苏溪鱼，哪里想到当天接到的新娘子会是那个老古板的苏净蒽。这让他怎么能接受。直接宣布，退亲。代替逃婚的妹妹出嫁的苏净蒽该是何等难堪。 楼少帅认为苏净蒽这个女人真的是一点都不省心，本身不合他意不说，偏偏还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哥一直虎视眈眈，时不时的给他添堵。 表哥神马的，都给我滚粗，进了我楼家大门，就是我楼西聆的女人，我不喜欢不要紧，别人是*不可以觊觎的。说白了就一句话，这个女人，是楼少帅的，表哥，就是天边的浮云，不对，连浮云都不算，你随便飘一下，就赶紧离开吧，别在这碍眼了。

    “天地人丛书”选取了宋明及清初诸位大儒简明而有代表性的著作凡8部，一一择取精善底本排印，并冠以名家导读，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简明扼要而又徵实可靠的理学门经典读本。     北宋周敦颐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他继承了《易传》和部分道家、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圣人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道德的*境界。周敦颐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他的代表著作《通书》不仅蕴涵丰富的义理，而且浑沦简洁，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想象与阐释空间，被后世奉为宋明理学首出之经典。复旦大学哲学系徐洪兴教授为本书撰写了导读。

《什么是杰作》是夏尔丹齐格继《为什么读书》之后又一部关于文学与阅读的作品，介乎文学批评与热心读者自传式的表白之间，试图识别一个众人皆知，但此前甚少被定义和深入分析的概念：杰作。 什么是“杰作”？《圣经》里没有这个词，因为人不可以创造事物，尤其是已臻完美的作品，那是上帝才有的特性。“杰作”这个中世纪形容艺术品的词汇，是从何时开始用于文学？文学杰作有评判的标准乃至配方吗？怎样确认一本书是否为杰作？谁来确认？杰作是不朽的吗？人们今天是否还需要杰作？……本书试图回答林林总总关于杰作的问题，就这一令人生畏的概念展开有趣有益的思考，其目的是消除杰作的神圣光环，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杰作。从荷马、海涅、贝克特到托马斯伯恩哈德，丹齐格往返于经典与当代作品之间，书中既能看到他对普鲁斯特的不俗见解，也有关于乔伊斯令人意想不到的分析评论。 本书延续了《为什么读书》渊博幽默的风格与精英主义立场，见解精辟，妙语纷呈。丹齐格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文字可以结合虚饰与沉思，技巧与深度，学问与热情。

一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批评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后起的朝代一定要否定其前面朝代的文化，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政治文化上是“改服色，易正朔”等等，在思想文化上则是指斥前朝之失，获得优越感，并在对前一个朝代文化的否定批判中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凸显自身的特色。前一个朝代的江山社稷及风流人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中，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场被告缺席的指控和判决。而前一个王朝既然灭亡了，它本身特别是它的末期肯定有很多失误，正好为后一个朝代否定它提供了靶子。按此惯例，清代特别是清前期的文学家对明代文学行了猛烈批判和彻底否定，形成了一股强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指斥、嘲笑的声浪，至今仍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后来清代也灭亡了，人们也要否定清朝。但这时中国社会已发生根本变化，从古代走现代，人们要否定的是整个中国古代及古代的文化，所以清朝本身的文化反而侥幸地被否定得较少，清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代后起的王朝否定前一个王朝这种游戏的后一个发言者。清人的很多说法，包括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就没有被后来的否定所抵消，而对后世持续发生影响。 清朝特别是清初对明代文学的批判之所以空前激烈，影响深远，是几种因素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批判初起于一批明朝遗民文人，他们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为明朝的覆灭而感到痛心。他们痛定思痛，力图总结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学、文化与明朝覆亡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思文人、文学、文化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吸取的惨痛教训。此前其他朝代的遗民也会作类似的反思和批判，但其力度、深度和强度都远不能与清初的明朝遗民的反思和批判相比。这首先是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其左派和异端及狂禅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富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学术风尚。人们批判某种现象或观，必嬉笑怒骂、骨三分，表达某种见解也往往极其犀利、富于感染力。这种学风虽经明清鼎革，但未骤然消歇，流风余韵延及清代前期，尤为当时坚守明朝遗民身份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继承。他们的思想和文章仍然保持了明代中后期的凌厉激越的风格。其次是因为，明清易代的过程之急遽，上至帝后下至庶民受祸之悲惨，整个社会动荡之剧烈，都超过以前的各个王朝更替之际。受这种空前的沧桑巨变的刺激，遗民文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反思就异常痛切深刻，批判就异常猛烈尖锐。紧他们而兴起的清朝前期的文学家，大多是明朝遗民文人的晚辈，深受他们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在对明代文学和文化行反思和批判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明代历史文化的批判成了他们的基本常识和习惯动作。同时，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文化方面本来比较落后，越落后就越不自信，越不自信就越需要通过否定明朝及其文化以抵消自己的不自信并藉此获得自信，尽管它实际上几乎全部继承了明朝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对它有利和有用的所有内容。因此清朝在靠武力统一全国后，即始通过一系列举措，对明代历史文化行清算和批判，许多御用文人和普通文人都加到这一运动中去，调门极其高亢而夸张。这样，清初明遗民的反省性批判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性批判，官方的批判与民间批判，就前后衔、二水合流了。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清朝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口诛笔伐，可谓声势浩大，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 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与学术的总体性批判，阎若璩的说法颇具有代表性：“前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407页。这可能是清代以来否定明代文学和学术者的共识。但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关于八股取士，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包括考试文化）发展的结果，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确实给明代文学和学术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但清代不是仍然继续沿用这套办法吗？在史学家孟森看来，清代统治者沿用八股取士制度，比明朝统治者用心更为险恶：“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关则连岁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以为屠戮，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我彀中’者也。”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台湾世界书局1980年3月版，第391页。可见清代士人受八股文之毒害有过于明代士人，何以见得清代的文学学术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明朝的文学学术就因八股取士而坏呢？或者说，何以见得明朝的文学学术因八股取士而坏，清朝的文学学术就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呢？关于李梦阳等倡复古学，在它之前，明代文坛被毫无生气的台阁体所笼罩，正是李梦阳等发起复古运动，明代文学才焕发生机，并引发了明中后期文坛的一系列新变。难道没有复古运动，明代文学继续沿袭台阁体的轨辙，就能取得辉煌成就吗？关于阳明心学，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明代思想文化重大的贡献。它不仅带来了明中晚期思想界生机勃勃的局面，催生了明中后期雅文学领域和通俗文学领域多姿多彩的景象，也沾溉了明末清初学术界富于批判精神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它对我们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仍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积极意义。如果没有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明代文学和学术还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东西呢？ 具体到从清初始的对明代文学的批判，蒋寅《清代诗学史》卷指出，清初人批评明代诗歌的三大弊端是：模拟之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之习。 蒋寅《清代诗学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关于应酬之习，其实不止明代存在，在唐宋以来就存在，严羽就曾严厉批评唐代元白韩孟、宋代苏黄等连联斗押，宋代文人以诗为交际工具，认为这些给诗歌带来了严重危害。明代前、后七子、云间派的诗人，都强调诗文必须有为而作，对应酬之风给予过猛烈抨。若说以诗为应酬之具，清人的行为毫无疑问比明人严重得多，汗牛充栋的清人诗文集，应酬之作所占比例绝不会低于明人创作。 　　关于门户之见，这确实是明代人论诗论文的一个特。所谓门户，一是指某种文学主张，或某种文学主张确定的取法范围和标准；二是指诗文作家因文学主张等原因而形成的文学派别。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文学派别的形成一般以共同的文学主张为基础，当然人际关系、名利等因素也难免会渗透到门户之见中。文学而有门户，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门户之见有利有弊。狭隘的门户之见，或纯粹出于利益的门户之见，自然对文学的发展不利。明代人之所以有比较强烈的门户之见，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鲜明的文学主张。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吴中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主张都大为不同。甚至同一个文学流派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文学主张也不一样。有门户就有主张，就有争论，这体现了明代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高度自觉。而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冲突和交融，正是文坛充满活力的表现。清代诗、词、文等也分种种流派，也都有各自的信从群体，有各自的主张和取法范围。有清一代的文学，也就是由种种流派、门派组成的。清代文学的成就，也是藉各种流派、门派的存在而呈现的。因此文学而有门户，不足为怪。至于那种纯粹为了名利而标榜门户，借吹捧文学派别的领袖而抬高自己，过于刻板地强调某种风格流派、取法对象，而肆意贬低其他风格流派、取法对象的行为，明人也已经察觉，并给予猛烈抨。且不说基本上一直不为叠相主导文坛的文学流派所牢笼的吴中派文人对文坛上的门户习气有过多么辛辣的讽刺，即使是复古派领袖如王世贞等，一方面为扩大自己文学主张的影响而广招同侪，一方面也对这种陋习深表不满，他曾说：“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中于一时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迩来狙獪贾胡，以金帛而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噫，可恨哉！”（《艺苑卮言》卷八）历览清人对文学界恶劣门户现象的批评，其刻画之逼真，指斥之痛切，似未有超过王世贞这段话者。 　　关于模拟之习，文学贵在创新，简单模拟前人，自是文学大弊，明代文学家不可能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李、何、王、李等复古派作家主张学古，但他们的目标是“拟议以成变化”，即通过认真揣摩学习古人优秀作品，熟练掌握诗文创作法度技巧，在此基础上自由变化，形成自身的特色。模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独创才是目的。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模拟学习前代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实际上是文学创作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复古派作家强调揣摩学习古人的作品，是符合创作实践的一种合理主张。从来没有哪一位复古派作家认为模拟就是目的，把模拟当做创作。相反，他们对简单模拟的现象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即如强调“拟议”的李梦阳，也反复申明“拟议”的目的是“自成一家之言”，对那种“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的做法不予认可，称“谓之影子诚可。”（《驳何氏论文书》）徐祯卿早年浸染吴中诗风，后来在李梦阳等引导下转而学古，又似乎走向另一个*，即太重模拟古人，太重体格法度，而自由变化则略显欠缺。徐祯卿年仅三十三岁因病早逝，李梦阳为他的诗文集作序，对他提出批评并表示惋惜：“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迪功集序》）至于唐顺之等所谓唐宋派作家，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以及徐渭、汤显祖等，对剽窃模拟更行过严厉指斥。徐渭称当时复古派特别是其末流的诗文创作剽窃模拟，有如“鸟之为人言；《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叶子肃诗序》。第519页。袁宏道《叙小修诗》等文中对复古派末流“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现象作了尖锐批判，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8页。其言论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 　　综上所述，清人对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大致分成几种情况，一种批评是合理的，如对八股取士制度和诗歌创作应酬之习的批评，但在这两方面清代人与明代人并无二致，或者说还变本加厉了。不必因此就说清人没有资格批评明人，但至少这肯定不是明代文学的成就比不上清代文学的原因。另一种批评属于误解，如清人对明代文学的门户之见和模拟之风的批评。清人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明代人关于门户问题和学古问题的理论见解，不了解明代文学家具有强烈门户意识背后的深刻原因与积极意义，也不理解明人强调学习古人的真实意图及其合理性，不能对其行辨证的分析，因此这种批评就比较肤浅，似是而非。还有一种批评是从保守的思想观出发的，如对整个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的看法，我们自然更不应该盲目信从。总之，清人对于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历史面貌，因此既没有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也没有真正抓住其根本缺陷。

　　该书原系鲁迅于1923年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该书虽然只写到西汉两司马，但在这短短的十节讲义中，无论在选材、体例和观点上，都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因此在我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是一部研究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日本文学的著作。作者作为资深日本文学专家，从中国研究者的视角，梳理了自日本战败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日本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对日本战后各文学流派、文体，以及以川端康成、松本清张、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为代表的日本作家，分别以专章做了介绍与评述，对于帮助普通读者了解日本当代文学的概况，本书具有较高的价值。

本书收集了一些当代知名作家的个人写作练习。在这些备受好评、屡获大奖、成功而多产的作家们的写作生涯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神助抑或是天赋异稟? 当我们为写出句话而搜肠刮肚、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之时，这些作家已经写出一篇又一篇佳作了! 尽管这些佳作看似写来都不费吹灰之力、一挥而就，但其背后都有一个思路简单的秘诀：写作练习! 本书中，有八十七位美国一流作家向您呈现其新颖有趣而又实用的练习。这些练习都是作家们极力推荐的，简单易懂，可立即使用。通过展现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和古根海姆奖等获奖者的写作技巧，《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鼓励那些渴望在写作方面一展风采的人们：始写吧!

苏轼(东坡)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全才。他对各种文艺形式都有深透的理解和领悟，在他的诗文和尺牍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精辟论述。本书择其要者摘录300余条，分为文论、诗词论、绘画论、书法论、音乐论、作家论、杂论等七类，并汇集诸多学者解读的心得，写成简要明白的注释，便于广大读者特别是文艺爱好者阅读鉴赏。苏东坡论艺见解之高，在于他敢于对前贤成就和流行观念的驳正。他从不人云亦云，而是依据事实与情理，检验其是否能够成立；倘有抵迕不合，必直言不讳说出自己的见解。这对于我们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提高审美鉴

本书旨在从文体学的角度，对明清传奇戏曲行历史描述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研究。全书分别深地考察了传奇戏曲文体在剧本体制、语言风格、抒情特性、叙事方式等各个层面的历史变迁过程，力图准确地描述它从明成化元年(1465)到清宣统三年(1911)近450年的演历程。同时，本书着力将传奇戏曲文体的历史变迁置于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阐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该文体各个层面的变迁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功能。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书广泛地吸取了古今中外文体学研究的成果，根据独特的研究对象，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探索一种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文体学研究范式，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电影学院的影视写作专业在全美国排名No.1，而本书作者理查德·沃尔特是这个专业的主席。他讲授的影视写作课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一致评价为富有传奇色彩，不仅桃李天下，还有学生二连三地获得了奥斯卡、金球奖等奖项。《剧本》作为这门课程的内容大纲，涵盖了标准的剧本格式、剧本修改方法、真实的业界环境，三十多年来被全世界一百多所大学当作教科书使用。通俗易懂，手把手教你写出一部专业的影视剧本。

《素书》问世于公元前约230年秦末汉初，而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公元317年―419年的东晋年间。 《素书》与《论语》、《老子》、《孟子》、《墨子》、《孙子》等古籍经典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中的瑰宝。 《素书》是一部治国理政的专著，全书文字不多，总共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大部采用看似通俗简易而内涵又十分精深的格言警语，对执政者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执政为民，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善始善终等，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故世人称之为“奇书”。 作者在对《素书》的解读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引经据典，旁证博引，逐字逐句，深耕细作，耐心细致地进行挖掘，竭力恢复原作原意。 通过解读，作者再次掀开了《素书》研究的幕幔，对广大读者，以及《素书》研究者正确理解、深入研究、广泛应用《素书》内容，或许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该书深入浅出，文字顺畅，史实充足，通俗易懂，融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是一部值得所有从政者,以及热爱历史研究者阅读的佳作。

《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通过深入分析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主题、人物性格、叙事策略、语言特点等，从而分析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研究》六个主要章节，分为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发展与演变，纳博科夫的文学思想，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主题，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叙事策略，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