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批评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后起的朝代一定要否定其前面朝代的文化，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政治文化上是“改服色，易正朔”等等，在思想文化上则是指斥前朝之失，获得优越感，并在对前一个朝代文化的否定批判中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凸显自身的特色。前一个朝代的江山社稷及风流人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中，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场被告缺席的指控和判决。而前一个王朝既然灭亡了，它本身特别是它的末期肯定有很多失误，正好为后一个朝代否定它提供了靶子。按此惯例，清代特别是清前期的文学家对明代文学行了猛烈批判和彻底否定，形成了一股强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指斥、嘲笑的声浪，至今仍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后来清代也灭亡了，人们也要否定清朝。但这时中国社会已发生根本变化，从古代走现代，人们要否定的是整个中国古代及古代的文化，所以清朝本身的文化反而侥幸地被否定得较少，清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代后起的王朝否定前一个王朝这种游戏的后一个发言者。清人的很多说法，包括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就没有被后来的否定所抵消，而对后世持续发生影响。 清朝特别是清初对明代文学的批判之所以空前激烈，影响深远，是几种因素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批判初起于一批明朝遗民文人，他们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为明朝的覆灭而感到痛心。他们痛定思痛，力图总结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学、文化与明朝覆亡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思文人、文学、文化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吸取的惨痛教训。此前其他朝代的遗民也会作类似的反思和批判，但其力度、深度和强度都远不能与清初的明朝遗民的反思和批判相比。这首先是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其左派和异端及狂禅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富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学术风尚。人们批判某种现象或观，必嬉笑怒骂、骨三分，表达某种见解也往往极其犀利、富于感染力。这种学风虽经明清鼎革，但未骤然消歇，流风余韵延及清代前期，尤为当时坚守明朝遗民身份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继承。他们的思想和文章仍然保持了明代中后期的凌厉激越的风格。其次是因为，明清易代的过程之急遽，上至帝后下至庶民受祸之悲惨，整个社会动荡之剧烈，都超过以前的各个王朝更替之际。受这种空前的沧桑巨变的刺激，遗民文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反思就异常痛切深刻，批判就异常猛烈尖锐。紧他们而兴起的清朝前期的文学家，大多是明朝遗民文人的晚辈，深受他们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在对明代文学和文化行反思和批判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明代历史文化的批判成了他们的基本常识和习惯动作。同时，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文化方面本来比较落后，越落后就越不自信，越不自信就越需要通过否定明朝及其文化以抵消自己的不自信并藉此获得自信，尽管它实际上几乎全部继承了明朝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对它有利和有用的所有内容。因此清朝在靠武力统一全国后，即始通过一系列举措，对明代历史文化行清算和批判，许多御用文人和普通文人都加到这一运动中去，调门极其高亢而夸张。这样，清初明遗民的反省性批判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性批判，官方的批判与民间批判，就前后衔、二水合流了。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清朝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口诛笔伐，可谓声势浩大，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 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与学术的总体性批判，阎若璩的说法颇具有代表性：“前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407页。这可能是清代以来否定明代文学和学术者的共识。但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关于八股取士，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包括考试文化）发展的结果，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确实给明代文学和学术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但清代不是仍然继续沿用这套办法吗？在史学家孟森看来，清代统治者沿用八股取士制度，比明朝统治者用心更为险恶：“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关则连岁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以为屠戮，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我彀中’者也。”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台湾世界书局1980年3月版，第391页。可见清代士人受八股文之毒害有过于明代士人，何以见得清代的文学学术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明朝的文学学术就因八股取士而坏呢？或者说，何以见得明朝的文学学术因八股取士而坏，清朝的文学学术就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呢？关于李梦阳等倡复古学，在它之前，明代文坛被毫无生气的台阁体所笼罩，正是李梦阳等发起复古运动，明代文学才焕发生机，并引发了明中后期文坛的一系列新变。难道没有复古运动，明代文学继续沿袭台阁体的轨辙，就能取得辉煌成就吗？关于阳明心学，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明代思想文化重大的贡献。它不仅带来了明中晚期思想界生机勃勃的局面，催生了明中后期雅文学领域和通俗文学领域多姿多彩的景象，也沾溉了明末清初学术界富于批判精神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它对我们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仍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积极意义。如果没有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明代文学和学术还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东西呢？ 具体到从清初始的对明代文学的批判，蒋寅《清代诗学史》卷指出，清初人批评明代诗歌的三大弊端是：模拟之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之习。 蒋寅《清代诗学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关于应酬之习，其实不止明代存在，在唐宋以来就存在，严羽就曾严厉批评唐代元白韩孟、宋代苏黄等连联斗押，宋代文人以诗为交际工具，认为这些给诗歌带来了严重危害。明代前、后七子、云间派的诗人，都强调诗文必须有为而作，对应酬之风给予过猛烈抨。若说以诗为应酬之具，清人的行为毫无疑问比明人严重得多，汗牛充栋的清人诗文集，应酬之作所占比例绝不会低于明人创作。 　　关于门户之见，这确实是明代人论诗论文的一个特。所谓门户，一是指某种文学主张，或某种文学主张确定的取法范围和标准；二是指诗文作家因文学主张等原因而形成的文学派别。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文学派别的形成一般以共同的文学主张为基础，当然人际关系、名利等因素也难免会渗透到门户之见中。文学而有门户，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门户之见有利有弊。狭隘的门户之见，或纯粹出于利益的门户之见，自然对文学的发展不利。明代人之所以有比较强烈的门户之见，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鲜明的文学主张。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吴中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主张都大为不同。甚至同一个文学流派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文学主张也不一样。有门户就有主张，就有争论，这体现了明代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高度自觉。而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冲突和交融，正是文坛充满活力的表现。清代诗、词、文等也分种种流派，也都有各自的信从群体，有各自的主张和取法范围。有清一代的文学，也就是由种种流派、门派组成的。清代文学的成就，也是藉各种流派、门派的存在而呈现的。因此文学而有门户，不足为怪。至于那种纯粹为了名利而标榜门户，借吹捧文学派别的领袖而抬高自己，过于刻板地强调某种风格流派、取法对象，而肆意贬低其他风格流派、取法对象的行为，明人也已经察觉，并给予猛烈抨。且不说基本上一直不为叠相主导文坛的文学流派所牢笼的吴中派文人对文坛上的门户习气有过多么辛辣的讽刺，即使是复古派领袖如王世贞等，一方面为扩大自己文学主张的影响而广招同侪，一方面也对这种陋习深表不满，他曾说：“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中于一时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迩来狙獪贾胡，以金帛而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噫，可恨哉！”（《艺苑卮言》卷八）历览清人对文学界恶劣门户现象的批评，其刻画之逼真，指斥之痛切，似未有超过王世贞这段话者。 　　关于模拟之习，文学贵在创新，简单模拟前人，自是文学大弊，明代文学家不可能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李、何、王、李等复古派作家主张学古，但他们的目标是“拟议以成变化”，即通过认真揣摩学习古人优秀作品，熟练掌握诗文创作法度技巧，在此基础上自由变化，形成自身的特色。模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独创才是目的。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模拟学习前代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实际上是文学创作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复古派作家强调揣摩学习古人的作品，是符合创作实践的一种合理主张。从来没有哪一位复古派作家认为模拟就是目的，把模拟当做创作。相反，他们对简单模拟的现象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即如强调“拟议”的李梦阳，也反复申明“拟议”的目的是“自成一家之言”，对那种“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的做法不予认可，称“谓之影子诚可。”（《驳何氏论文书》）徐祯卿早年浸染吴中诗风，后来在李梦阳等引导下转而学古，又似乎走向另一个*，即太重模拟古人，太重体格法度，而自由变化则略显欠缺。徐祯卿年仅三十三岁因病早逝，李梦阳为他的诗文集作序，对他提出批评并表示惋惜：“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迪功集序》）至于唐顺之等所谓唐宋派作家，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以及徐渭、汤显祖等，对剽窃模拟更行过严厉指斥。徐渭称当时复古派特别是其末流的诗文创作剽窃模拟，有如“鸟之为人言；《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叶子肃诗序》。第519页。袁宏道《叙小修诗》等文中对复古派末流“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现象作了尖锐批判，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8页。其言论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 　　综上所述，清人对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大致分成几种情况，一种批评是合理的，如对八股取士制度和诗歌创作应酬之习的批评，但在这两方面清代人与明代人并无二致，或者说还变本加厉了。不必因此就说清人没有资格批评明人，但至少这肯定不是明代文学的成就比不上清代文学的原因。另一种批评属于误解，如清人对明代文学的门户之见和模拟之风的批评。清人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明代人关于门户问题和学古问题的理论见解，不了解明代文学家具有强烈门户意识背后的深刻原因与积极意义，也不理解明人强调学习古人的真实意图及其合理性，不能对其行辨证的分析，因此这种批评就比较肤浅，似是而非。还有一种批评是从保守的思想观出发的，如对整个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的看法，我们自然更不应该盲目信从。总之，清人对于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历史面貌，因此既没有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也没有真正抓住其根本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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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叙事传统”首倡者董乃斌先生的精心之作，致力于发掘被抒情传统遮蔽的叙事传统，构建文学史抒叙双线并贯的范式。作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的首卷，宗明义，缕叙中国诗歌传统研究现状，直指中国诗歌“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说”的偏谬之处。并以此为基石，以大量中国古典诗歌（如《诗经》、李杜诗）为实例，结合历代文论诗评，解析诗中蕴含的叙事成分及价值。以15个关键词，陈说从叙事角度研究中国诗歌的必要性和意义；融贯文献与中西理论，有力反拨“抒情传统唯一独尊说”，将长期被忽视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从幕后推至台前，建构中国诗歌抒叙互竞互促、双线并行的发展脉络。

将唐诗中作者的自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基本面貌、各发展阶段特征的勾勒及价值与局限的阐发，对诗歌自注与史书自注、诗歌文本、诗人三者关系的探讨，本书重研究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生成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自注与诗歌情旨内涵亲疏变化的轨迹，以及“以注诗”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诗人的作品传播意识等问题，力求将对唐诗自注的认知与研究推到更加深的学理化层面，推动唐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张爱玲和周作人是作者喜欢的作家，也是作者早年花力气写过研究文章和传记的传主，在1990年代知堂热和张爱玲热时期，作者的书曾畅销一时。本集收录作者关于周作人和张爱玲的长短文章，虽然是积文不多，各自都不足以成集的无奈之举，却被他借“偶遇”说事，合于一集，上下分编，读来倒也颇多新意，既不是炒冷饭，更不是人云亦云，对关注周作人和张爱玲的读者、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失为轻松休闲的文化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