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3》是“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系列的第三册，该书是东京大学文学教授、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沼野充义的世界文学课讲义。内容为作者沼野充义与23位当代知名作家、学者（来自日本、美国、中国、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对谈构成。该系列书为东京大学文艺理论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目，也是东大文学专业学生基础读本。  本册内容收了日本人气作家加贺乙彦、日本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日本川端康成文学奖获奖作家辻原登、知名中国籍旅日诗人田原和美国人气作家罗杰·裴费斯的对话内容。话题围绕日本和歌和外国诗歌的差异性、诗歌如何在当代继续发挥其社会价值以及日本诗歌如何被当代年轻读者受等展，其中对为何谷川俊太郎的诗在中国受欢迎、《不畏风雨》诗中的“外国世界”、声音与诗歌的翻译关系、大河小说的历史等问题行了探讨。

《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5》是“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系列的第五册，该书是东京大学文学教授、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沼野充义的世界文学课讲义。内容为作者沼野充义与23位当代知名作家、学者（来自日本、美国、中国、乌克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对谈构成。该系列书为东京大学文艺理论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目，也是东大文学专业学生基础读本。 本册内容收了日本人气作家川上弘美、小野正嗣，保加利亚作家茨维塔娜，乌克兰翻译家乌亚切斯拉维，捷克翻译家艾卢西皮埃塔等人的对话内容。话题围绕“从世界到日本”和“从日本到世界”两个主题，探讨了如何将日本文学介绍给世界各国，以及如何阅读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学。对谈中触及了村上春树的英译文学、日本和歌的兴衰、捷克文学的现状等问题并行了讨论。

《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1》是“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系列的册，该书是东京大学文学教授、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沼野充义的世界文学课讲义。内容为作者沼野充义与23位当代知名作家、学者（来自日本、美国、中国、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对谈构成。该系列书为东京大学文艺理论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目，也是东大文学专业学生基础读本。本册内容收了美国当代作家利比·英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罗伯特·坎贝尔、日本芥川奖得主平野启一郎、日本文学研究专家饭野有幸、日本俄罗斯文学研究人龟山郁夫的对话内容。话题围绕日本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的变异以及日本文学本质特展，触及了夏目漱石创作的世界性、村上春树作品西化和回归日本、日本诗歌的本质意义、俄国文学在日本的影响等，此外还对日本文学如何步当代化等问题给予了解答。

《德意志论》（1810）是欧洲浪漫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德·斯太尔夫人晚年流亡期间游历德国后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结。《德意志论》分四部分，本书是其第二部分，细致分析了德国文学艺术的特，评述了德国作家的性格和倾向，考察了德国特有的形而上学气质的根源。维兰、歌德、席勒等古典作家及其代表作，都在书中得到鉴赏和评价；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如施莱格尔兄弟，更受到作者热烈的推崇。

本书以孔庆东2011年春夏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课堂录音为底本，通过与作者的反复沟通，整理成书。整理时秉承实录精神，力求再现原汁原味的现场气氛，保留灵光乍现的思想火花。本书首次将场场爆满的北大中文系王牌课程向大众敞开，通过生动的讲解揭示深邃独到的思想，与读者共同探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国文、国史和国人。本书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讲解了从1917年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穿插讲解其间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评点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张爱玲、沈从文等一批文化精英，揭秘1917年以来文学背后的政治斗争，揭示出文学面纱背后冷酷的政治本质，指出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面镜子。

《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一书重点探讨了“比较文学”、“翻译文学”、“重写文学史”等学界极为关注的理论话题，通过对这些话题的深入探讨和系统阐释，突出和强调了比较视野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倡导在文学研究中建构跨文体、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论体系。对当下文学研究的深化而言，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作用。作者在阐述上用于严谨，严密性、逻辑性较强。

《什么是杰作》是夏尔丹齐格继《为什么读书》之后又一部关于文学与阅读的作品，介乎文学批评与热心读者自传式的表白之间，试图识别一个众人皆知，但此前甚少被定义和深入分析的概念：杰作。 什么是“杰作”？《圣经》里没有这个词，因为人不可以创造事物，尤其是已臻完美的作品，那是上帝才有的特性。“杰作”这个中世纪形容艺术品的词汇，是从何时开始用于文学？文学杰作有评判的标准乃至配方吗？怎样确认一本书是否为杰作？谁来确认？杰作是不朽的吗？人们今天是否还需要杰作？……本书试图回答林林总总关于杰作的问题，就这一令人生畏的概念展开有趣有益的思考，其目的是消除杰作的神圣光环，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杰作。从荷马、海涅、贝克特到托马斯伯恩哈德，丹齐格往返于经典与当代作品之间，书中既能看到他对普鲁斯特的不俗见解，也有关于乔伊斯令人意想不到的分析评论。 本书延续了《为什么读书》渊博幽默的风格与精英主义立场，见解精辟，妙语纷呈。丹齐格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文字可以结合虚饰与沉思，技巧与深度，学问与热情。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生思想的戏剧性转折，引发了国际学界的广泛争议。他终选定的保守立场，更被认为有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龙瑜宬著的《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按照历时顺序，对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形成与相关创作活动进行了语境化的解读，尝试揭示出从苏联到西方、再到自由化改革后的俄罗斯，作家所卷入的各个具体历史空间都已严重失衡。

我们中国文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

钱先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体系性的建构，而是从幽微处发端，在几千年浩瀚的文化时空中纵兴穿行，他的魅力就表现在与传统相向时那会心一笑的默契和超脱中。这种独到的悟性是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关键，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理性思维的高妙和独特之处。如果读者在说读本书对钱先生著作中零星片段的撷取时，能用心去鉴赏、去体悟，不只是要知识，而是要进入到一个智者活泼的心灵中去，进入到一个生气氤氲的人文世界中去，那么本书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文学活动的实质，是一种生命活动，而且是一种高级形式的生命活动。智慧的中国古人早已觉察到了文学与生命之间存在的种种微妙而又复杂的联系，在考察文学创作、作品风格及审美评价时，总是不由自主地从生命的角度观照文学作品。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常常把文学作品比作有生命之物，常以生命喻文学，鸟瞰中国古代文论史，随处可见这种“生命之喻”的文论言说方式。纵观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学界对古文论的生命化批评特色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人”化或“人”喻之上。本书在参考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古今中西比较的视野，试图从古代文学理论基础文本入手，采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方式和文化阐释全景式描写方法，对古代文论的生命化批评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从而窥见古代文论的核心特质，通过深入掌握古代文论的特色与成就，扬其所长弃其所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添砖加瓦。

绪言 藏族民间故事类型 长期以来，藏族民间故事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芬兰学者安·阿·阿尔奈与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编纂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斯蒂·汤普森编纂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等著作中对藏族民间故事有一定的重视，美国学者艾伦·奇南从世界民间故事宝库中选取15个以“老人”为主的童话故事展研究，其中就有来自中国西藏的《寡妇与青蛙》。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国各类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大量引用藏族民间故事，其中引人瞩目的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台湾学者金荣华著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两部索引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藏族民间故事传承情况，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主要取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西藏藏族民间故事，金荣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主要取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规模集成工作中采录的藏族民间故事材料。两部索引充分展现出藏族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多样性。 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涉猎藏族故事选集有李翼、王尧编选的《蒙藏民间故事》，王尧编选的《说不完的故事》，王余编选的《妈妈的山羊尾巴》，庄学本编选的《康藏民间故事》，陈石峻采录整理的《泽玛姬》，田海燕采录整理的《金玉凤凰》，肖崇素采录编选的《葫豆雀与凤凰蛋》，肖崇素采录编选的《奴隶与龙女》，肖崇素采录编选的《山兔的故事》，宋哲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蒋亚雄编选的《丹珍和塔尔基》，《康定藏族民间故事集》，钟豪尔·格斯他夫编选的《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的故事》，奥康纳、威廉·夫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薛尔顿，阿伯特·莱辽哀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薛尔顿、弗洛拉·比尔编选的《西藏的民间故事》等等。把这些编选、采集的藏族民间故事与阿尔奈和汤普森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对比分析，从而确认藏族民间故事的主要类型。 从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我们认识到藏族民间故事既有与世界其他民族故事相同的特，又具有藏族民间故事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源于藏族特殊的文化背景，源于藏族在吸纳周边民族民间故事的时候并非盲目受，而是作出合乎藏族民众生活化的改造。藏族故事类型丰富了世界民间故事长廊，反映了某些国际化类型在某个历史时期传承在藏族地区地方性变化。因此，“不管这些中国故事与国际的标准形式有多少差别，对于想探讨民间故事如何影响民风民俗、如何传播和发展的学者，这些故事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同时，藏族故事类型在世界故事类型中的缺失也彰显了藏族故事传统的特殊性和鲜明个性。 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里列了843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藏族故事在843个类型和类型变体中有239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这部索引包括1966年以前我国中央和地方刊印的绝大部分民间文学资料。这些资料说明丁乃通索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66年以前藏族地区民间故事传承的基本情况。 如果说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已将七十年代以前的（包括相当一部分古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记录资料做了一次盘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展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就记录了流传在当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这些藏族民间故事成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青海卷”、“甘肃卷”、“四川卷”和“云南卷”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全面、真实记录当代藏族民间故事传承现状的选本。2000年以后，台湾学者金荣华根据1995年以后中国民间故事选集，尤其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材料编辑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中归纳的藏族民间故事共计有134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这些故事的“分类及型号皆以阿尔奈和汤普森之《民间故事类型》（TheTypesoftheFolktale,Helsinki,1973）（简称AT）及丁乃通之《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北京，1986）为基础。若有变动，皆作互见说明。”上面的134个类型和类型变体是从1995年以后，根据有限的藏族故事集中归纳出来的，意味着藏族民间故事流传在当代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归纳藏族民间故事的类型过程中，虽然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AT分类法为基础，但是，却较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对藏族故事情节提炼的更为详尽。比如“851.A对求婚者的考试”类型的概括为：皇帝对求娶公主者出试题，通过后方允婚事。一般之试题及解法如下： 穿九曲珠（把珠孔一端涂蜜，再将线系在一只蚂蚁身上，并将蚂蚁放珠孔另一端，使其循蜜香而带线穿越九曲孔道至涂蜜之珠孔）。 辨认五百只新生小马的各自母马（将每只母马分别放在栏中，让小马自己去找）。 指出一根木棍的哪一头是树的根部（将它放在水里，树根部分较下沉）。 将公主从许多衣着相同的少女中分辨出来（已从公主的侍女处得知差异所在）。 从一百只同样大小的鸭子中分出母鸭和小鸭（从他们吃食的方式辨识）。 在短时间内宰食一百只羊，并制出一百张羊皮（一百人同时操作）。 集成 四川：《文成公主藏的传说》；异文（藏族）964—965页；西藏：《大相嘎东赞》（藏族）31—33页；《文成公主》（藏族）34—37页；异文37—38页；青海：《禄东赞智胜唐王》（藏族）37—46页，《龙宝瓜丹与青海湖》（藏族）166—169页。 全集 40西藏：《文成公主的故事》（藏族）78—85页。 大系 02：《文成公主的故事》（藏族）5—11页。在这里，金荣华把“对求婚者的考试”的主要情节展现出来，并且详细列出了故事的出处及其页码。从列出的故事情节概要中可以看出，“851.A对求婚者的考试”类型故事在多个情节单元的基础上复合而成，然而，故事中的每一个单元就是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在印度多有流传，因为各种原因，这类故事流传到藏区，依据藏族民众生活的需要，通过藏族故事讲述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在藏族文化传统的作用下整合成完整的故事，像这类外来故事的藏族化倾向成为藏族民间故事的重要特征。 无论是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还是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藏族民间故事的世界性意义，但是，这些世界性流传的故事在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流传则是地方性的，成为地方传统的代表和地方民众生活的体现。比如，编号为“926”的“孩子到底是谁的”（《灰阑记》所罗门式的判决）的故事，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里传送出许多信息：两妇争夺一个男婴，县官在地上用石灰画一界栏，置婴其中，命两妇左右各持男婴一臂外拉，胜者得婴。婴儿被左右拉扯而痛叫，生母不忍而放手。县官因此判定输者得婴。或是判官建议将婴儿一劈为二，各得其半。生母放弃，真情即显，于是婴儿判归生母。 集成 西藏：《金城公主》（藏族）42—45页；《善断是非的县官》（藏族）613—614页；《机智的法官》（藏族）879—880页；《明察秋毫的法官》（藏族）882—883页。 全集 40西藏：《金城公主的故事》（藏族）86—91页。 大系 02：《金城公主的故事》（藏族）12—17页。 外国 （印度）《佛本生》，406—407页，《贤愚经》，第53则（ 1534 926A.1 460A）； （老挝/寮国）《老挝民间故事》，134—135页； （柬埔寨）《带刀的人》，53—54页； （阿拉伯）《世界经典》，617—622页（ 875 875D 875D.1 1533）； （葡萄牙）《狮子和蟋蟀》，29—31页; (萨伊/扎伊尔)《非洲童话》（甲），544—545页（动物争子）。金荣华著：《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2册），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4年，第667—668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金荣华先生在有限的书面文本里搜罗藏族该类型故事的具体出处及其藏族故事的特色，并且把藏族该类型故事放世界同类故事中给予描述，凸显了藏族民间故事的世界性意义及其特殊的地域文化史价值。 当然，藏族民间故事究竟有多少类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藏族民间故事是藏族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藏族民众生活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民间故事故事类型的多样化，民间故事讲述风格的多样化，这些现象都离不藏族民众生活的丰厚土壤，离不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独特贡献，离不藏族富有活力的讲述传统。 藏族民间故事的基本内容 藏族民众喜欢讲故事，喜欢听故事，将自己过去生活、现在生活和未来的生活融故事讲述中，其建构的民间故事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紧密结合。藏族民间故事的基本内容是生活内容的记录，从目前藏族流传的民间故事来看，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智慧故事：藏族民众喜欢讲智慧的故事，喜欢在讲述中以智慧带来笑声，以智慧表现生活。其中表现智慧故事代表就是机智人物故事。这类故事中,《阿古顿巴》的故事家喻户晓。阿古顿巴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在阿古顿巴面前没有困难、没有悲伤，生活中充满了笑声。阿古顿巴是一个普通贫苦的农奴，生活清贫，他没有屈服。他用机智、勇敢、聪明和乐观来战胜凶残、贪婪的领主。《牛钻地》中，阿古顿巴为了让穷苦的老百姓吃顿牛肉，阿古顿巴跑到领主家去借牛。领主爽快答应，但是要求租钱加倍。牵牛的时候，阿古顿巴却告诉老爷说，发现这头牛有些不老实，牵着它走时，一个劲儿要往地下钻。领主不相信阿古顿巴说是的真的。一到家，阿古顿巴把牛宰了，把剩下的牛肉分给左邻右舍。第二天，阿古顿巴把牛尾巴的一端栽到地里，另一端却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装作用力拉的样子。领主一听是自己的牛钻地里去了，急忙飞奔过来，想助阿古顿巴一臂之力。他刚搭上手还没有来得及使劲，阿古顿巴就把牛尾巴拔了出来。阿古顿巴伤心地告诉领主说：“糟糕，牛尾巴被拉断了!我早说过您这牛不老实嘛!”只见领主死盯着被拉断的牛尾巴，不禁伤心地号哭起来了。 阿古顿巴是聪明、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的集中代表，阿古登巴的故事智慧来自普通民众的生活智慧，这些智慧在与坏人的斗争中给人鼓舞，给人力量，给人战胜邪恶势力的勇气。因此，以阿古顿巴故事为中心的智慧类故事深受藏族民众喜欢，在藏族民间具有持续的旺盛生命力。 英雄故事：藏族崇拜英雄，藏族民众喜讲英雄的故事，格萨尔故事遍布藏区，成为他们英雄的代表，同时，藏族在民间故事中，突出表现英雄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不畏艰险，为民除害，为民谋幸福的行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中，人们赋予这两个历史人物以神话的色彩，两位大唐公主为了汉藏友谊，不畏路途遥远，不畏艰难险阻，为藏族人们带来福祉。《青稞种子的来历》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阿初王子，他聪明、勇敢、善良。为了让人们吃上粮食，他跋山涉水，毫不退缩，在山神的帮助下，从蛇王那里盗取珍贵的青稞种子，自己却被蛇王施魔术变成了一条狗。后得到了姑娘的爱情，恢复了人身。故事歌颂了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藏族英雄故事鼓舞人们与灾害战斗、与邪恶战斗，由此获得世界太平，人们和谐生活。 爱情故事：此类故事是藏族民间故事普遍和基本的主题，反映了藏族民众的心声，是藏族民众崇尚爱情与婚姻自由的表达。藏族爱情故事讲述普通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如《铁匠和姑娘的故事》讲姑娘爱上勤劳的铁匠，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姑娘与铁匠结婚生子，父亲却将铁匠杀害，姑娘抱着孩子跳河殉情，从河里飞出三只鸟。这个故事尽管是人间爱情悲剧，却以浪漫式的结尾表达了藏族民众对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这类故事体现青年人为实现美好爱情，冲破家庭障碍、社会偏见，男女双方共同携手，战胜一切苦难的斗争精神。 动物故事：此类故事主要讲述动物之间的纠葛，动物与动物有矛盾，有互助互爱，团结御敌；有贪婪，言而无信。这些动物的不同品性，构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复杂的关系，从而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如《和睦四兄弟故事》讲在哥西的地方，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在静谧的茂密森林里和睦幸福地生活。一天，它们决定分出长幼次序，大家商议以到达一棵耶珠达树的先后为准。大象说：“我次路过这儿时，看见这棵树同我的身体一般高。”猴子说：“我到这地方时，它同我一样高。”兔子说：“我到这里时，这棵树才长出两片叶子，我还舔了叶子上面的露水呢!”后鹧鸪高兴地说：“我来时，吃了这棵树的种子，并与屎一同拉出来后才长出了它。”这样，它们讲出自己的来历后，知道了长幼次序。因此，它们更加和睦友善。甚至走路的时候，猴子骑在大象的背上。兔子骑在猴子身上，鹧鸪又骑在兔子身上。在它们道德感召下，哥西地方雨水充裕、五谷丰收、畜草茂盛。这个情景感动了帝释天王。他赞颂道：“有礼有爱，深居密林，鹧鸪圣道，显于各世。”“和睦四兄弟”在藏族不仅出现在壁画、唐卡、柜子上面图画上，甚至在金银铜器上也有雕饰。 藏族动物故事通过对动物拟人化的描述，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动物故事以动物的不同品性，构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复杂的关系，映射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种种关系。藏族动物故事实质上就是人的故事。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的四种基本内容，是藏族民间故事常讲常新的主题，由于生活关系，在四种主题作用下，讲述人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藏族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幸福生活的祈盼。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中，讲述人成为讲述传统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原始社会时期，藏族讲述人主要是部落里受人尊敬的巫师，他们讲的故事具有凝聚部落成员的力量和促生产生活的巫术功能，也就是说，此时的故事讲述人作为部落的特殊人群承担着较多的社会责任，民间故事除了记忆历史和娱乐身心的功能之外，还附加了其他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尤其是生活在赞普身边的巫师往往就是当时藏地为出色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当藏族社会逐渐脱离原始社会，文明时代以后，民间故事讲述成为藏族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茶余饭后，在村庄边、在火塘边、在田边地角谈古话今，在农耕生产，放牧牛羊的时候，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周围的山和水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慢慢浸他们的生活之中，所有这些成为农民、牧民常讲常新的故事话题。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特殊的身份，却凝聚了藏族民间知识于一身；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却拥有丰富的故事资源，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超人的本领，却往往能够将各类故事娓娓道来。他们是当地民众中的成员，他们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通过不断的讲述，建立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通过讲故事成为当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文化的传承者、播撒者。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多，他们活跃在藏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代，那些故事讲得好的人，不仅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讲述技巧，他们总是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然而，这些故事讲述人在历史文献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诚如丁乃通所讲：“中国不仅是全世界人口多的国家，而且也是农民（一向是民间故事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多的国家，因为全国人口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居住在农村。可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之前，农民讲故事的爱好和才能在中国的文献中很少谈到。”这种忽视讲述人在文化传统建构和文化传承中的特殊作用在中国的藏族地区更为突出。民间故事讲述人社会地位低下，以农民和牧民为主，他们创造历史和传播文化的功绩难以“正统”文献之中不难理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慢慢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藏族故事讲述人黑尔甲曾说：我小的时候很苦，伯父死后，我一人在外做活，跟人到处跑，草地里的故事多，每夜走到一处，一野歇，烧茶、尖时就有人讲，我懂得十多种不同的地方话，因为这样，就记得多了。——这样的故事，草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论做庄稼，或者在山上放牛、挖药，每到夜里，我们浇水、煨茶时，都要讲故事。我常常在这个时候替他们讲。一起干活的伙伴都说我讲得好，这样就传出去了，其实并不是我会讲，是大家替我讲过，我只是记性好，都记着就行了。黑尔甲在叙述自己讲故事的时候，提到了他是替大家讲，这些“大家”既是活跃在藏族地区的众多故事讲述人，其中不乏像黑尔甲这样的杰出讲述人，又是包括讲述人在内的故事听众。就是这些无数个“黑尔甲”和无数听众在讲述中相互激励，在讲述中不断创造，在讲述和聆听中彼此交流、从而汇聚成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洪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引起了学人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廖东凡曾在搜集拉萨益西丹增讲的故事之后说：益西丹增原是拉萨功德林寺的喇嘛，中年以后离寺庙在社会上给人驱邪送祟，念经祈福。他天性聪颖，阅历丰富。到处听人讲故事，又到处给人讲故事。他说他原先会讲一千个故事，“文革”期间石头蹦坏了一只眼睛，装在脑子里的故事漏掉了一大半。他讲的大都是历史故事、人物故事、动物故事，也会讲神奇虚幻的尸语故事。他讲《黑面王子》的故事，整整用了一个星期。他当过多年喇嘛，有较深的藏族文学修养，故事里的情节、人物、景物描写，还有人物的语言，他都作过相当的加工润色，带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益西丹增讲故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拉萨就相当有名了，他不仅阅历丰富，记忆力好，而且故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与他同时代的民间故事讲述人还有西藏林周县撒当村的洛桑次仁。洛桑次仁是一位天才的故事家，著名的藏戏演员，他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被人称为“活着的阿古顿巴”，以至三十年代的摄政王热振活佛让他跟随左右，专门为其讲故事、说笑话、演藏戏，热振活佛去世后他成了藏戏团体再三争请的热门人物。西藏讲故事的人多，讲述水平高，在生活中广泛吸纳来自个各个方面的故事，经过自己的锤炼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魅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藏经常见到众人围在一起讲故事的场景，这些听众爱听故事，爱讲故事，常常围在火塘边漫无边际地讲着，周围围着大人小孩，他们的插话，他们的欢声笑语传递着故事的力量，传递着藏族先祖的声音。我们到了江孜、拉孜、日喀则、贡噶等县、市，找到了十几位讲故事的能手，他们之中有农民、有牧人、有僧侣、有手工业工匠、有上层统战人士、有基层知识分子。日喀则四居委会有一个捻羊毛线的老阿妈，名叫尼玛彭多，她是一个驼背老太婆，但是讲出来的故事，如同雪山幽谷间汩汩流出的清凉雪水，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新鲜、美妙、甘甜。尼玛彭多知道的故事多，也很有讲故事的技巧，不但我们三人如闻佛语般地听得聚精会神，整个工场几十号人也被她生动精彩的讲述所吸引、所动，讲到紧张处，全场鸦雀无声；讲到悲惨处，所有的人都泪光莹莹；讲到快意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生出会心的微笑。她的故事不但是讲的，还是唱的，叙述是讲，对白是唱，调子特别优美，音色如同少女一般的柔润，听起来真是一种享受。她所讲的故事，都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各地群众口耳相传，历代故事家加工润色，变成了整个西藏民族的艺术精品。像尼玛彭多一样故事讲述质量高，故事储藏量多的讲述人在西藏数不胜数，令人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没有对这些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生活史和讲述志做深调查。但是，尽管这样，在西藏民间故事集成工作中，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藏族上百个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简要信息，这些信息是我们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讲述现状珍贵资料。从《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人情况简表》来看，西藏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十几年的发掘普查中记录在册、有名有姓的有135人，其中男性讲述人为109人，女性讲述人为26人，男性故事讲述人占有*优势，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有多少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较男性故事讲述人少，我以为在藏族社会上，男性占主导地位，他们在频繁的社会交往中不断吸纳故事，不断在讲述和被讲述中传承故事。女性故事讲述人为生活奔波，照顾家庭成员的生活，虽然社会阅历有限，但是凭借超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储藏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故事。这些记录不太多的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在今天看来显得弥足珍贵。更为可惜的是，许多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在旧西藏根本就没有记录，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些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也没有行系统、深而有效的采录，比如，1912年出生于西藏波密县多吉乡扩拉村的桑杰卓玛，是当地有名的女性故事讲述人，“她从小就爱听、爱讲故事。虽然她不识字，但记忆力超群，凡听过一遍的故事均能一字不漏地讲出来。她不仅能讲许多故事，而且能唱故事，把故事里的人物之间的许多对话以诗的形式编出来，以歌的形式唱出来。她的家乡属于半农半牧的地区，夏天牧场要搬迁到海拔高的偏僻地带，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只好讲讲故事，唱唱歌来充实牧场里的文化生活。桑杰卓玛小时候从事牧业，这给她学故事、讲故事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使得她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民间故事，创造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她讲出的民间故事具有主题鲜明、层次清楚、逻辑性强，并且一半是叙述、一半是诗歌的特。可惜的是，她的许多民间故事还来不及采录，便于1997年离人世。”像桑杰卓玛类的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没有被记录而留下遗憾的事情在藏区实在太多太多了。 在已经被文字记录下来的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年龄结构上，尼玛年长，95岁。这位生于1916年的浪卡子县卡热乡的农民，认识一些文字，擅长讲述人物传说，并且在“世代相传”中承继了先祖的故事。年龄小的讲述人为26岁的次登，1985年生于日喀则市。由于生活在新的时代，并且上过学，他在受故事的时候，显然没有特别的“世代相传”，而是以“左邻右舍”讲述的故事为受和传承网络。在上述表格的故事讲述人中，60岁以上讲述人达到111人，占据业已记录的135位讲述人的82.2%，也就是说，藏族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与我国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一样，面临着高龄传承人多，年轻传承人少的严峻问题。 从业已采录的藏族民间故事来看，涉及的故事类型有10种，每种类型的故事的讲述人数量及其故事数量分别为：生活故事有53位讲述人，讲了1137个故事；鬼怪故事、动物故事有2位讲述人，讲了47个故事；神话故事有5位讲述人，讲了70个故事；幻想故事有33位讲述人，讲了632个故事；地方传说有4位讲述人，讲了175个传说；人物传说有12位讲述人，讲了301个传说；人物故事有2位讲述人，讲了55个故事；传说故事有9位讲述人，讲了239个故事；传说有8位讲述人，讲了120个传说；能讲各种类型故事的有2位讲述人，讲了33个故事。上述这些讲述人共计讲了2924个故事，尽管故事有许多是异文的形式。就是这种不完全统计的数字，我们仍然可以判断，藏族民间故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讲述风气十分盛行，藏族民间故事流传的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和讲述风格的多样化。 在故事受与传承方面，《西藏自治区部分民间故事讲述者简表》中主要列出三种，即“左邻右舍”的受与传承为68人，“世代相传”的受与传承为54人，“各行各业”的受与传承为7人。用上述三种类型的讲述人概括藏族讲述人传承故事和受故事的状况显然过于简单化，也无法归纳出民间故事讲述人传承的机制，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看出藏族民间故事传承过程中，村落内部的传承和家庭传承占据民间故事传承的主导性地位。 像桑杰卓玛这样的故事讲述人的故事及其与故事相关的文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没有很好地记录，这些活跃在雪山草地深处的讲述人，随着现代化程的加快，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讲述人的生活境遇不容乐观，故事讲述传统也大不如从前了。 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推，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化，藏族世世代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政府有效的保护，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以藏族民间故事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有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阿尼玛卿雪山传说”、西藏自治区嘉黎县的“嘉黎民间故事”，这与藏族拥有悠久、丰富的故事讲述传统相比显得极不相称，因此，加大力度采录藏族民间故事，保护杰出民间故事讲述人、保护具有浓厚故事讲述传统的藏族村落理应成为当代藏族文化保护和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本书精选中唐著名作家柳宗元文学性较强的诗文六十余篇，按照柳宗元生平活动的轨迹，分为“仕前后（790－804）”、“谪居永州（805－814）”、“诏返与再贬（815）”、“刺史柳州（815－819）”四个部分，各部分均有生平活动简述；所收诗文大致按创作先后、前诗后文的顺序编排，每篇均加简明注释，*后加以讲评。

　　本书采用部类区划的方式，遴选苏轼诗、词、文*有代表性的作品约百篇，分雪泥鸿爪、变法风潮、乌台诗案、黄州岁月、玉堂风光、西湖醉雨、流放天涯、谈笑而化八个部分，行分类、归纳与注解。选篇合理适中，注释精当详尽，解评优美流畅。作者介绍苏轼其人其诗其词其文，逐篇评说，论述精彩。分析和评论博观约取，广参慎择，深浅出，易读易懂，以便利读者感触苏轼情智活动的脉络，适应新时代读者的欣赏阅读习惯。

 本书是老舍先生罕见的文学理论著作，既是他创作实践的感悟，也是他学习的总结。在书中，老舍先生纵论中国历代文论，又巧妙地引西方重要文论思想。以作家的视角对文学行全面又独特的解读，化严肃呆板的理论为闪耀智慧的思考，讲文学的特质、创造、起源、风格、形式，又谈文学的风气和倾向。本书不仅为研究老舍文艺观的重要读本，也是一部极难得的文学理论门书。

　　西晋以降，历代王朝的礼仪制度皆采取五礼的架构。作为五礼之首，吉礼以制度化的祭祀礼仪为主体，是帝制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朱溢所著的《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深把握吉礼制度的内在逻辑，从大祀、中祀、小祀的纵向结构和祀天神、祭地祗、享人鬼、释奠先圣先师的横向结构出发，主要通过三祀制度、郊祀礼仪、太庙祭祀、释奠礼仪等方面的内容，来检讨唐至北宋吉礼的变迁，并且探究其在中国礼制史上的位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此项研究揭示了唐至北宋时期吉礼体系的连续性，从中亦可看到吉礼制度与政治秩序、权力观念、思想学说、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以制度史研究为本位，兼顾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望对中国古代礼制研究起到一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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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宋代诗词类鉴的第二本，包括（六）春色满园（园林卷）、（七）怒发冲冠（爱国卷）、（八）竹溪花浦（交谊卷）、（九）策杖溪边（闲隐卷）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诗词作为一个整体，完整体现了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家国情怀、挚友情谊和隐士情结，并分门别类，介绍了宋诗宋词中不同的人文内涵、思想情感、叙事方式、表达手法和艺术境界，把宋朝士大夫情怀的文化内涵完全展露了出来，有助于读者循着主题欣赏阅读宋诗宋词，更好地通过文本触宋朝文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