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率领吴国军 队大破楚国军 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著有《孙子兵法》，在我国乃至世界军事史 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战意义。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荀子，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诸葛亮，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发明家。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逝世。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的楷模，智慧的化身。

明清交替之际，是文人结社活动为活跃的一个时期，曾经涌现过许许多多的社团。清朝初年以江苏吴江为中心，由苏南浙北一批遗民所组成的“惊隐诗社”，是当时重要的社团之一。对“惊隐诗社”的深研究，不仅可以为明清文人结社史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个案，也可以拓展清代诗歌研究的维度。 《惊隐诗社研究》主要探究了“惊隐诗社”的发展历程，考察其众多成员的生平事迹，并对诗社的文学创作、理论主张以及学术成就等做出分析和判断，终从文人结社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出发给予其一个恰当的定位。

      戴笠，黑暗时代里zui黑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戴笠那样神秘，留下如此多的不解之谜。他纵横于隐形战场，神出鬼没，每一次行动都在无声无息间改变历史的走向，令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戴笠，黑暗时代里zui黑的人》以戴笠的生平为主线，客观而全面地讲述了戴笠起伏跌宕的一生，并从侧面揭示了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与国民党政治的黑暗、国民政府的腐败堕落。        《戴笠，黑暗时代里zui黑的人》记录了戴笠策划的好多次改变时代命运的行动，他营救蒋介石、暗杀汪精卫、爆破武汉城、贿赂美国人，侦破袭珍珠港的密电。致力于揭戴笠的神秘面纱，领略时代背后的惊心动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炮火声中，戴笠与张学良的一番隐秘长谈，令蒋介石逃出生天。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戴笠夜杜公馆，与杜月笙在谈笑间，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抗日武装。        1939年3月20日，汪精卫一天内连遭三次军统暗杀。戴笠在千里之外的布局，却令汪精卫损失惨重，落荒而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提前破译了日袭珍珠港的密电。戴笠案前的这份宝贵情报，为何没有改变美军的命运？  戴笠身上每一个隐秘，在后人眼中都是一颗重磅炸弹。

本传记跳出史家惯常的论调，用创造性的笔法丝丝入扣地勾画了李煜仁爱、细腻、宽厚、唯美的文化品格，生动展现了李煜从国主到阶下囚的人生巨变。通过其错位的人生际遇和生命困境，揭示了文人与政治的对决，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仁爱与兽性的对决。

这本传记以小说化的笔法、细节还原的方式，融哲思、史识、心理透视、文学想象四位于一体，叙写了李清照从少年才华惊世、青年伉俪情深、中年辗转漂泊到暮年家国巨变的人生际遇。全书将人物内心与宋代的文化、风俗、历史相结合，生动展现了千古才女的一世风华。

李少红导演以《大宋宫词》的拍摄为例，讲述她作为导演是如何工作的。从剧本到美术，从造型到摄影，从特效到现场……少红导演讲述作品背后的创作构思，以及她如何与剧组各部门共同协作，将构思一一实现。随文搭配数百张精美剧照、 设计稿、现场照片等，全面深还原影视导演的工作面貌。

对于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   在同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们‘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在东方，一九一九年狂飙席卷的五四运动，是神州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步的变革，人们（例如蔡元培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战线上，也涌现出了一批拓性人物。鲁迅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到今天以及将来。仰望‘五四”文学夜空，星汉灿烂，何等迷人！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然尚待继续深。除了宏观研究，除了对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专门研究以外，还应该对更多的代表人物行细致的研究。只有在这样广博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产生原因、历史意义及其然方向等等，才能有更深刻、更切实的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这一精当的论述，不仅用在鲁迅身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用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的杰出的文化战士的群体上，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杰出的儿女而看到希望，感到骄傲；如果对他们不予重视与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郑振铎（西谛）。他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文化和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无论从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来说，还是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他都是‘五四”以来的一位杰出人物。正如胡愈之说的，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卓越的一个。”（端木蕻良《追思》）又有一位作家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周汝昌《茅公风范》中谈到郑振铎时语）。有苏联学者谈到：‘在他身上是表现了他所属的那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性的许多特。”‘他走过了灿烂的、充满各种各样事件的生活道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贡献的勤勤恳恳的学术工作者，他是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李一氓甚至强调说：‘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然而，直到现在在国内发表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有关他的回忆诗文和一般的述评性文章，数量多于研究性的论文；而且，前类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地位大多十分重要（如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李一氓、叶圣陶、夏衍等等），他们的评价也都相当高；而后一类文章的作者则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中某些文章对他的评论还与前类文章相左，许多民国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则很少注意到他。   我们不能忘记，郑振铎是在一九五八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工作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他悲壮地化作一团火，把一切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更加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是，就在他这次出国前夕，国内正在掀起对他的全面的无情的公名‘批判”。他的文学思想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拔到了‘实质上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行动”的可怕‘高度”。他的‘划时代的造诣”（李健吾语）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被贬得一文不值。他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白旗”！当然，当时的笔伐和口诛者大多或是盲从，或是违心，至少是根本未曾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过他的全人和全著作。责任主要应归于当时极‘左”的错误路线。在他为国捐躯之后，对他的‘批判”便不了了之。此后像这样的对他公的粗暴的‘批判”虽然绝迹了；可是，他的不少重要建树、优秀作品和动人事迹也为人淡忘了。一些文学史论文著作，或者对他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屑一提，或者将民国时期的他看作是书斋中宁静的学者、小心翼翼的庸人之流。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距离更全面公正的评价还很远。尤其在一些宣传媒体和课堂、科书上，似乎除了有时讲述他保护文物和藏书的故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种情况在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都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作为书；虽然在前苏联、日本等国有过几篇回忆或简单评论郑振铎的文章；但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较为全面地研究他的论文也迄今未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先当然是与国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某种僵化的思想方法有关。例如，把近代作家分成革命作家、民主作家、反动作家等等（这种划类在一定场合也许是有要的），但有时分得并不合理，也常常忽视作家本身的思想转变。尤其是机械地认为革命作家的成就就一定比民主作家要高，片面地强调‘政治，艺术第二”的标准等等，都使得以往的研究工作布局失当，或偏离科学的轨道。郑振铎没有参加共产党和‘左联”，于是被认作所谓民主作家，得不到重视便是当然的了。至于一九五八年那场‘批判”，其政治路线背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更是不用多说的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认为还须指出其他几：一是以往对文学史研究的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和片面，往往以为文学史研究的只是创作家及其作品，忽视对创作以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郑振铎的创作不算多，又被认为水平不高，于是他便得不到重视。二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分工过细、过专，过于拘泥，研究文学的往往撇文学家的其他文化学术活动。而郑振铎在文学史、艺术史、文献学、编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来超过并掩盖了他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的名声，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存在一种互相推诿的现象，这一方认为他不是纯文学家而是学者，那一方认为他不是纯学者而是文学家，因而都在各自研究目光的扫描中轻易地将他忽略了过去。另外，当然也是与对他的研究的难度有关。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又在文坛上活动了整整四十年，留下的文字著作及其他材料极为丰富，同时又有大量散佚，难于搜寻。他涉及的面又太广。要研究这样的作家，当然要比那些单纯搞创作的，或有关资料齐备的作家要难得多。于是，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免令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情况应该改变了。我认为，先，文学史研究决不能仅仅注意于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由活跃在过去的文坛上的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创作家当然重要，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以及文学社团的组织者、文学书刊的主持者等的活动与贡献，也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尤其是那些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起过较大作用的文学活动家，往往是各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多面手，更应属于特别着重研究的对象。而郑振铎就是这样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并不局限在创作上，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的还不在他的创作上（当然对他的创作也不应忽视）。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与实际地位。这里，我想引一段老作家柯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话：   表现作家的业绩，当然以作品为主，但似乎不应以此为满足。《鲁迅全集》、《乱弹及其它》的出版，《资本论》、《列宁文献》、《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是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主持经营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如郑振铎同志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作品并不多，但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却远在一般的笔耕墨耘以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擘划琢磨，他都曾躬与其事。单是在劫火中抢救大量珍本秘籍，为民族文化保存精英这一件事，就不知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要‘知人论世”，就绝不能让这类事淹没于文字之下。我觉得文学史家和资料研究者都不应当忽略这一。（《关于‘孤岛”文学》）   老作家的这段话，是对我以上想法的有力支持。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中带有普遍性。曾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就从人们对唐代张说的研究情况，来谈关于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拓与创。他谈到，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如果我们从五四文学运动的总的历史趋向着眼，也就同样不会认为郑振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恰恰相反。   其次，郑振铎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他的建树还不仅仅限于文学事业或其他单一的学术领域。就像周予同说的：‘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 在这一上，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es（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这一，连台湾的评论者也看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民国以来的文学界中，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居、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至于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苏精《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为什么一个文学家扮演角色较多、比较‘复杂”，人们对他的成就就要‘看法不一”了呢？这实在是与一种狭窄的思想方法有关。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横跨多种专业门的实践，才可能造就一种‘全才’式的人物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实；而这，也正是一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才可能赐予的。‘五四”以来出现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恰恰是‘五四”作为真正伟大的文化运动的标志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不应互相推诿或从单一角度看待。并且，只有通过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就是不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他某一个别领域，而是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注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纵横发展，从而得出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的定论。再如对郭沫若、茅盾等优秀文化战士的研究，也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畛域，特别是不能局限于文学创作的。即如闻一多，朱自清就正确地用诗人、学者、斗士的‘三重人格”来概括他的一生；而只有从这个‘三棱镜”中观察这仪态万方的‘一团火”，才能看得更真切。对郑振铎的研究，我认为也应该这样。   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说过：‘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不得不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论相适应的）；后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人作一比较。”（《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认为还可以一步说，如果要给予任何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以正确的评价，就不仅应该研究其创作的特色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占的位置；而且还应该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其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组织活动等相关方面。这就不仅要用美学的、社会批评的方法，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用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其中包括为某些人所鄙夷的考据、传记的方法。郑振铎早期十分重视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齐斯特（C.T.Winchester）在《英国散文群体》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有人嫌他的这本论著过多地写了被评论者的传记而较少所谓‘真正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就要提醒那人注意他所评论的这些作家‘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的”，地带有作者的个性，因此‘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评论他们，在这里是对于评论者的大道。他在能够评量那一册著作之先，须要熟悉那作者的‘人’才行。”（附带说，对这段议论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以上译文，便采用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引文。）郑振铎正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甚至包括其中的历史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写照，‘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郁达夫语，同上）因此，我们在对郑振铎的研究中，也就不可缺少地应该用传记的方法。此外，郑振铎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据我粗略统计，他发表的单篇文章，约有二千来篇。出版的单行本中，文学创作有十来种，学术论著与翻译各有二十几种，编校的书籍和整理影印的古籍也各有二十来种，编辑的艺术、历史图籍十七种，主编参与编辑的丛书有二十九种，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四十五种，生前被人编成的选集五种，为人作序跋的书五十来种……。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不少重要的作品和论文没有收集，或者很难寻找，甚至尚未发现。而且，他的不少生动的事迹以及有些记载材料，几乎近于湮没。因此，我们为了冲破某些成见，提出自己的观时，就不得不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或者较为详尽地引用与列举材料。叶圣陶在《郑振铎选集》的序中说，他认为写郑振铎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者受到感染了”；而我觉得，不仅写他的传记是如此，写他的研究文章也须‘内容翔实”，而他留下的大量叙述与事迹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及研究文风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决定的力量。对郑振铎的研究，就须强调多角度多方法熔成的有机组织，就须强调‘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的文风。   因而，我所以选‘郑振铎论”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过于冷淡，或是因为不满于某些对他不甚公正、甚至极不公正的评价；而更有一个积极的意图，即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研究，来提倡如上所述的一种较为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广大的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的评价也就然牵涉到对民国以来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认识或者深探讨。   在论述他的文学活动以前，我先初步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与政治活动。这是冒着可能被人认为蹈袭旧辙的‘危险”的。因为，以前那种简单生硬的以对作家的政治表现的评述来决定或代替对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作法，已为人们所厌嫌，也为我所不取；但是，我也反对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忽视或排斥对研究对象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活动的考察与论述，否认这些倾向与活动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的制导作用。我认为，对于郑振铎研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要的，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郑振铎在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引导人们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对郑振铎一生取得的成就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早在郑振铎逝世的时候，文坛前辈就曾说过，对于他‘在五四以后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学工作中的成就和作用，历史会有定评”（胡愈之语）。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在，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任务了！

《郑振铎传（修订本）/郑振铎研究书系》共有60万字，从郑 振铎的家世求学、文学创作、文学编辑、大学执教生 涯、学术研究、考古、社会活动与组织等方面，立体地描述了郑振铎的一生，展示了他多方面多领域的贡献与成就。

《郑振铎研究书系：郑振铎年谱（修订本 套装上中下册）》主要内容包括上册，中册，下册，附录一 郑振铎笔名别名一览，附录二 郑振铎著译编校书目，附录三 郑振铎研究资料选目，2008年修订版郑尔康序，2008年修订版著者后记，2017年新版后记。

第1册内容简介：本册主要记叙李鸿章为保卫上海，千里运兵赴沪；在上海三战三捷，出任江苏巡抚；创办近代军工企业，以洋枪洋炮装备淮军，收复江苏失地，封肃毅伯、太子少保。后因曾国藩剿捻无功，李鸿章代师平定捻军，晋升协办大学士。由此，淮军崛起。李鸿章通过镇压内乱而平步青云，勇于任事、不惧困苦、不畏人言、坚持已见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用人不究细故，只重其长，不重其德，使他帐下很快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通达实用人才，但这也埋下了文官多贪墨之辈、武将多怕死之徒的隐患。 第2册内容简介：本册主要记叙李鸿章出任天下督抚之首——直隶总督二十五年，长期影响着大清的军事、外交和洋务。他痛感大清积弱不振，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转向“求富”。他千方百计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推了中国近代化的程，缩短了与列强的差距。在经历了日本侵台、俄罗斯强占伊犁、法国攻越南等战事后，他深感海洋武备的重要，以敏锐的目光，强烈的责任感创办了大清*支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此一时期，李鸿章堪称晚清洋务运动的巨擘，他的见识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可在朝堂上，他依然要与顽固派争斗，又要与疑心重重、善耍手腕的慈禧周旋，才能克服重重阻力推洋务大业。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晚清的近代化。 第3册内容简介：历经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大清国力、军力大增，拥有了号称东亚*的北洋舰队。可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清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列强完全认清了大清的不可救药，侵吞中国的野心疯长。随后李鸿章出使俄国，为制衡日本签订中俄密约，并游历欧美、阔眼界。长期的民教相仇、华洋积怨，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京，李鸿章为国家计，谋求东南互保。两宫仓惶西逃，推出李鸿章收拾残局，因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忧愤而死。这一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明显降低，帝党与后党的斗争白热化，国家力量更加分散，国策不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李鸿章深深感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一个可做砥柱的中枢来领导，自强难求，保国也难。

《汉武大帝》以刘彻的幼年篇，通过风险继位，掌握大权；用贤变法，尊王攘夷；大战匈奴，出使西域；巫蛊为乱，罪己示民等重大事件，围绕和与战、治与乱、忠与叛、生与死、得与失、情与恨的矛盾，向读者全景式地展现了汉武帝纵横跌宕的一生和那个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 其间宫廷的明争暗斗，大汉帝国征战四方、金戈铁马的壮观气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抵御外族侵，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壮烈激越的将士情怀，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将在这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本书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是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的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成为清朝著名大臣。一生经历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定陕甘之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1卷内容简介：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眼见大祸将至，燕王朱棣在与朝廷博弈的同时也始暗中积蓄力量，终于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起兵靖难。 　　而面对坐拥天下的朝廷，仅有北平一隅的燕藩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的拍下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如何才能杀出一条生路，成为朱棣亟待破解的难题…… 　　第2卷内容简介： 　　燕军长驱直，兵临金陵城下，建文朝土崩瓦解。朱棣登基后积极拓振兴，编成文明史上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光复脱离中国五百年的安南，并派郑和六下西洋。 　　一番励精图治后，大明国势日隆，朱棣更是亲率大军溃鞑靼，消除了威胁中原的重大隐患，成功造出一个封建治世——永乐盛世！ 　　第3卷内容简介： 　　盛世之下，王朝内部隐忧渐生。储位之争也愈演愈烈，拓振兴之举大耗国力，引起朝中滔天争议。而白莲教之乱、瓦刺壮大、交趾叛乱等问题也一度成为朝廷大患，赫赫功业的朱棣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励精图治十九年后，大明正式迁都北京，而缔造这一辉煌的朱棣也垂垂老矣。五征漠北之时，朱棣龙驭上宾，一代帝王的传奇终于落下了帷幕。

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希区柯克的故事，其中大部分都很残忍，他的真实面貌却始终是个谜。 在本书中，希区柯克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日常的恐惧令他迷恋秩序。他把生活安排得如同军事行动；衣橱里的衣服剪裁必须一模一样，成对匹配；每天下午茶都会摔碎一个茶杯，以此提醒自己生命是多么脆弱；必须事先精确设计每一个镜头，不给任何人留下横加干涉的机会。电影不仅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避难所。 当然，人来人往的片场本身也足够令人生畏，因此，他始终要求现场要保持安静、整洁、高度可控，仿佛这样方能无坚不摧。终，他将恐惧和颤抖从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带到了银幕上，以反抗社会留给他的伤痕。

章克标系海派文学代表作家，也是我国现代重要的翻译家，本书对其展了以下研究：首先，对其笔名行了全面调查，新发现了15个笔名。其次，系统发掘了未被发现的章克标早期作品，钩沉出散文作品250余篇，翻译作品近20篇及小说17篇。后，对目前所能调查到的全部早期作品的创作时间或初刊时间行了系统调查，并以此为序，整理章克标著作年表。总体而言，本书对重新确立章克标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亦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提供参考。

《苏轼传》是“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记系列”之一。本书以时间为序，结合苏轼的传世作品和相关历史典籍，忠实地梳理了苏轼的人生轨迹，生动地叙写了其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人生故事，描绘了一位豁达坦荡、关注民生的士人形象，极富文学性、史学性。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本书是一本讲述女性历史人物的传记作品，选取了12位在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杰出女性领袖，展现她们拥有的勇气与智慧，揭示她们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伊丽莎白一世和梅厄夫人是老练的政治家，娴熟地运用外交手段削弱自己的敌人；布狄卡和满都海是勇敢的战士，像男人一样在战场上冲杀；埃及艳后和卡泰丽娜·斯福尔扎是阴谋的策划者，假他人之手实现自己的目标。从古波斯的炎热沙漠到中世纪一望无垠的中亚草原，再到现代南大西洋的荒凉群岛，历有权势的女性或隐于幕后制定完美的战略，或浴血前线施展绝妙的战术，她们拥有不同的肤色、年龄和领导风格，但对于她们的敌人，却同样危险而致命。本书作者从历史典籍中还原她们的性情，倾听她们的声音，重现属于她们的传奇。

杨绛（1911—2016），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她是丈夫口中“zui贤的妻，zui才的女 ”尽管自己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做钱锺书背后的“灶下婢 ”。她是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影响所及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她一生对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度，可谓生命正能量；她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依然保持着平静、淡然、知足，成为无数人的精神楷模。 作者罗银胜在阅览了大量杨绛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后，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她的百年人生，主要包括她童年的成长、家庭的变迁、求学历程、文学创作，以及她同钱锺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尽显其博学、睿智、宽容、淡定、坚强的才女贤妻风范。 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她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的叙写，仍将给生者以前行的指引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