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肖箫和陆世琛两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展开。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情节与文笔俱佳的好书，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全书主要讲述了男女主角开始了以一笔交易为开始的婚姻，却没想到后演变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步，婚姻果然是深不可测！ " 本书以肖箫和陆世琛两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展开。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情节与文笔俱佳的好书，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全书主要讲述了男女主角开始了以一笔交易为开始的婚姻，却没想到后演变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步，婚姻果然是深不可测！

这本《写作的艺术》（On the Art of Writing）是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1913年至1914年“在剑桥大学对其学生讲授写作艺术”的演讲集，其中为首的一篇正是1912年他被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任命为剑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时的就职演讲。

《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女权主义者S.M.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丁、夏洛特等，并试图从新的视角去理解19、20世纪独特的妇女文学传统及其共性,批判菲勒斯中心的父权制和男性文学传统,挖掘妇女的文学创造力,恢复长期以来经常被人忽视的妇女文学史,修正文学史思想中一些基本的术语,从而建构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文学典律,并在伊莱恩·肖尔沃特"女性美学"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女权美学"批评。

《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女权主义者S.M.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丁、夏洛特等，并试图从新的视角去理解19、20世纪独特的妇女文学传统及其共性,批判菲勒斯中心的父权制和男性文学传统,挖掘妇女的文学创造力,恢复长期以来经常被人忽视的妇女文学史,修正文学史思想中一些基本的术语,从而建构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文学典律,并在伊莱恩·肖尔沃特"女性美学"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女权美学"批评。

　　情节不仅仅与一个伟大的创意相关，好的情节是众多创意和写作要素的集合体，包括人物、经历、悬念、冲突和上下文。好的故事是人物和层层推的悬念冲突的有机结合。 　　本书从理论到实践都围绕着关于故事的古老规则展，涵盖了人物、悬念、冲突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挖掘新意，提供了新颖的案例和练习。对于小说家、电影编剧、剧作家、非虚构作家甚至诗人，不论你是在修订作品还是着手创作一部新作品，都能从本书中得到创意的激发。

本书包括词学、词谱、词韵三个部分。词学部分简述了读词填词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词谱部分选编了105个常用词牌，并选用了970多首古今佳作作为词例，并作简评；词韵部分对词林正韵行了改作，引用中华新韵行了新编。

本书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切中国先锋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从理论源头和创作实践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了独到的梳理。本书是国内早系统分析当代先锋派文学的著作，也是早探讨了如今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成为常识的后现代性问题，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用率的著作之一。多年来，它的敏感与精辟，锐气与生动，始终引起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

“文学”是什么？自19世纪初近代意义的“文学”在西方兴起，中外学术界就不断有学者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本文作者立足于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背景，运用翔实缜密的考证和论述，从词源学的角度 考察和梳理了“文学”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过程，清楚地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化特。?

明万历末年至清康熙初年，文学社群数量达到历史高峰，对当时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考察了“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一明清特殊文学样态，具体分析了此期社群对当时文学发展的促作用，分别从文人心态、文学复古、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风气、影响文学的媒介性等方面对文学社群与文学的关系行了较为深的研究。?

这部论著主要从美学的角度剖析六朝名著《世说新语》的价值。首先作者认为《世说新语》所载史料充分体现了编者及其整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六朝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主要侧重在三个方面：即人格审美、自然审美和文艺审美。《世说新语》所载事迹表明，人们审美视野在此期间得以大大地拓展，也为后世确立了一组典范。

本书精选了爱伦?坡侦探推理及科幻小说17篇，其中包括其侦探小说的山之作《莫格街谋杀案》，以及《窃信案》《金甲虫》《玛丽?罗热疑案》《就是你》《大漩涡底余生记》《气球骗局》《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等一系列经典短篇。 　　我们提供地道的英文，*美的译文，在每一篇小说之前，特别提供精彩独特的“导读”，旨在提供当时的社会语境及其与作者其他作品的内在联系，同时又表达出编撰者的强烈的阅读感受，做到与读者交流的目的。此外，原文中的注释，也就是注疑释典，是很见功力的工作。注释与导读比较起来，一个是放大镜，一个是显微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让我们看到了作品的全貌。

王国维先生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历经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各种文体、流派、理论、思潮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它们既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生发、演、成熟、衰微的过程。相较于文学通史，以断代文体或专题为内容的文学史，有利于做深的讨论和详尽描述，对推动学术发展、学科成熟，功莫大焉。为此，特选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时期、某一文体之兴衰历史的代表著作，精心编辑，汇为丛刊，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在学界有定评的经典之作，集中呈现给读者。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跟踪学术发展，随时吸纳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收本丛刊。 本丛刊采取放的形式，按系列陆续推出。既回眸历史，总结过去，也放眼长远，瞻望未来。希望学界同仁惠赐大作，使这道学术长城能蜿蜒万里。

吕思勉文集(套装共10册)，套装分别包含：吕思勉文集：三国史话(国民阅读经典)；吕思勉文集：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文集：读史札记；吕思勉文集：史学与史籍七种；吕思勉文集：先秦史；吕思勉文集：中国近代史；吕思勉文集：秦汉史；吕思勉文集：理学纲要；吕思勉文集:文学与文选四种。

吕思勉为近现代史学大家，对古典文学研究也颇有建树。本书收录了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一些著述。其中的《宋代文学》193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诗》《中国文学史选文》是吕思勉1923 年至1925 年在江苏省立*师范学校任教时的讲义。《国文选文》也是吕先生的授课讲义，此外，还有《基本国文选文》。吕先生所选的范文和常见选本有很大的不同，穿插其间的议论更是精辟非常，是学习和欣赏古典文学的一个不错的选本。

卡夫卡说："我们应该只读那些会咬人和蜇人的书。" 　　只有好故事才会折磨读者！ 　　读者或观众喜欢一本小说、一幕戏的原因只有一个：好故事。 　　他们希望从故事中寻获不同的经验，不同于每日所见的事物。 　　而情节和结构是好故事的基础，只要情节够精彩、结构够完整，就能成功将读者带全新的世界。 　　本书作者詹姆斯·斯科特·贝尔是创意写作高手，出版过20余部小说，2000年克里斯蒂小说奖得主，《图书馆周刊》赞其为"悬疑大师"。美国《作家文摘》经典写作指导书系作者，佩珀代因大学虚构写作教授。 　　他将在书中教你： 　　◆好情节的原则：LOCK系统 　　◆好结构的秘密：三幕＋两扇门 　　◆强劲紧凑的头、中段、结尾写法 　　◆创造难忘场景的四道和弦 　　◆利用角色弧线增加故事层次与深度 　　◆激发创意子的20种方法 　　◆大纲人与不大纲人的情节编排手法 　　◆常见的情节问题与解药 　　没有复杂的理论，只讲实用的基础，新手也可以理解并立刻运用！搭配历代经典与当代畅销小说情节解析，加上每章节*后提供的练习题，让你一步步学会写作技巧，创作出让读者、观众爱不释手的精彩故事！ 　　自媒体人、潜力畅销书作者、广告文案、影视编剧等均不可错过的好故事创作指南。

诗人写诗都写些什么？是怎样写出来？又如何去读？本书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征引古今中外的诗作与诗论，就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等话题，来展有意义也有意思的讨论。每一讲都以独具魅力的作品，用别生面的分析，给读者感性与知性的双重满足。既能用于学诗门，也可作为诗学阶。

《晚照楼论文集》初版于1981年，为马茂元先生的文学论文选集，是马茂元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全书汇集了马先生鼎盛之年的18篇代表论文，包含楚辞、唐诗、古代散文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内容相当精辟，分析细腻深，素为学界所重，堪称凝聚了马茂元先生一生的文章精华，是作者治学的集大成之作。

绪言 藏族民间故事类型 长期以来，藏族民间故事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芬兰学者安·阿·阿尔奈与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编纂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斯蒂·汤普森编纂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等著作中对藏族民间故事有一定的重视，美国学者艾伦·奇南从世界民间故事宝库中选取15个以“老人”为主的童话故事展研究，其中就有来自中国西藏的《寡妇与青蛙》。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国各类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大量引用藏族民间故事，其中引人瞩目的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台湾学者金荣华著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两部索引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藏族民间故事传承情况，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主要取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西藏藏族民间故事，金荣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主要取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规模集成工作中采录的藏族民间故事材料。两部索引充分展现出藏族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多样性。 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涉猎藏族故事选集有李翼、王尧编选的《蒙藏民间故事》，王尧编选的《说不完的故事》，王余编选的《妈妈的山羊尾巴》，庄学本编选的《康藏民间故事》，陈石峻采录整理的《泽玛姬》，田海燕采录整理的《金玉凤凰》，肖崇素采录编选的《葫豆雀与凤凰蛋》，肖崇素采录编选的《奴隶与龙女》，肖崇素采录编选的《山兔的故事》，宋哲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蒋亚雄编选的《丹珍和塔尔基》，《康定藏族民间故事集》，钟豪尔·格斯他夫编选的《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的故事》，奥康纳、威廉·夫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薛尔顿，阿伯特·莱辽哀编选的《西藏民间故事》，薛尔顿、弗洛拉·比尔编选的《西藏的民间故事》等等。把这些编选、采集的藏族民间故事与阿尔奈和汤普森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对比分析，从而确认藏族民间故事的主要类型。 从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我们认识到藏族民间故事既有与世界其他民族故事相同的特，又具有藏族民间故事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源于藏族特殊的文化背景，源于藏族在吸纳周边民族民间故事的时候并非盲目受，而是作出合乎藏族民众生活化的改造。藏族故事类型丰富了世界民间故事长廊，反映了某些国际化类型在某个历史时期传承在藏族地区地方性变化。因此，“不管这些中国故事与国际的标准形式有多少差别，对于想探讨民间故事如何影响民风民俗、如何传播和发展的学者，这些故事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同时，藏族故事类型在世界故事类型中的缺失也彰显了藏族故事传统的特殊性和鲜明个性。 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里列了843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藏族故事在843个类型和类型变体中有239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这部索引包括1966年以前我国中央和地方刊印的绝大部分民间文学资料。这些资料说明丁乃通索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66年以前藏族地区民间故事传承的基本情况。 如果说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已将七十年代以前的（包括相当一部分古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记录资料做了一次盘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展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就记录了流传在当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这些藏族民间故事成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青海卷”、“甘肃卷”、“四川卷”和“云南卷”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全面、真实记录当代藏族民间故事传承现状的选本。2000年以后，台湾学者金荣华根据1995年以后中国民间故事选集，尤其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材料编辑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中归纳的藏族民间故事共计有134个类型和类型变体，这些故事的“分类及型号皆以阿尔奈和汤普森之《民间故事类型》（TheTypesoftheFolktale,Helsinki,1973）（简称AT）及丁乃通之《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北京，1986）为基础。若有变动，皆作互见说明。”上面的134个类型和类型变体是从1995年以后，根据有限的藏族故事集中归纳出来的，意味着藏族民间故事流传在当代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归纳藏族民间故事的类型过程中，虽然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AT分类法为基础，但是，却较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对藏族故事情节提炼的更为详尽。比如“851.A对求婚者的考试”类型的概括为：皇帝对求娶公主者出试题，通过后方允婚事。一般之试题及解法如下： 穿九曲珠（把珠孔一端涂蜜，再将线系在一只蚂蚁身上，并将蚂蚁放珠孔另一端，使其循蜜香而带线穿越九曲孔道至涂蜜之珠孔）。 辨认五百只新生小马的各自母马（将每只母马分别放在栏中，让小马自己去找）。 指出一根木棍的哪一头是树的根部（将它放在水里，树根部分较下沉）。 将公主从许多衣着相同的少女中分辨出来（已从公主的侍女处得知差异所在）。 从一百只同样大小的鸭子中分出母鸭和小鸭（从他们吃食的方式辨识）。 在短时间内宰食一百只羊，并制出一百张羊皮（一百人同时操作）。 集成 四川：《文成公主藏的传说》；异文（藏族）964—965页；西藏：《大相嘎东赞》（藏族）31—33页；《文成公主》（藏族）34—37页；异文37—38页；青海：《禄东赞智胜唐王》（藏族）37—46页，《龙宝瓜丹与青海湖》（藏族）166—169页。 全集 40西藏：《文成公主的故事》（藏族）78—85页。 大系 02：《文成公主的故事》（藏族）5—11页。在这里，金荣华把“对求婚者的考试”的主要情节展现出来，并且详细列出了故事的出处及其页码。从列出的故事情节概要中可以看出，“851.A对求婚者的考试”类型故事在多个情节单元的基础上复合而成，然而，故事中的每一个单元就是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在印度多有流传，因为各种原因，这类故事流传到藏区，依据藏族民众生活的需要，通过藏族故事讲述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在藏族文化传统的作用下整合成完整的故事，像这类外来故事的藏族化倾向成为藏族民间故事的重要特征。 无论是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还是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藏族民间故事的世界性意义，但是，这些世界性流传的故事在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流传则是地方性的，成为地方传统的代表和地方民众生活的体现。比如，编号为“926”的“孩子到底是谁的”（《灰阑记》所罗门式的判决）的故事，金荣华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里传送出许多信息：两妇争夺一个男婴，县官在地上用石灰画一界栏，置婴其中，命两妇左右各持男婴一臂外拉，胜者得婴。婴儿被左右拉扯而痛叫，生母不忍而放手。县官因此判定输者得婴。或是判官建议将婴儿一劈为二，各得其半。生母放弃，真情即显，于是婴儿判归生母。 集成 西藏：《金城公主》（藏族）42—45页；《善断是非的县官》（藏族）613—614页；《机智的法官》（藏族）879—880页；《明察秋毫的法官》（藏族）882—883页。 全集 40西藏：《金城公主的故事》（藏族）86—91页。 大系 02：《金城公主的故事》（藏族）12—17页。 外国 （印度）《佛本生》，406—407页，《贤愚经》，第53则（ 1534 926A.1 460A）； （老挝/寮国）《老挝民间故事》，134—135页； （柬埔寨）《带刀的人》，53—54页； （阿拉伯）《世界经典》，617—622页（ 875 875D 875D.1 1533）； （葡萄牙）《狮子和蟋蟀》，29—31页; (萨伊/扎伊尔)《非洲童话》（甲），544—545页（动物争子）。金荣华著：《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2册），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4年，第667—668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金荣华先生在有限的书面文本里搜罗藏族该类型故事的具体出处及其藏族故事的特色，并且把藏族该类型故事放世界同类故事中给予描述，凸显了藏族民间故事的世界性意义及其特殊的地域文化史价值。 当然，藏族民间故事究竟有多少类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藏族民间故事是藏族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藏族民众生活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民间故事故事类型的多样化，民间故事讲述风格的多样化，这些现象都离不藏族民众生活的丰厚土壤，离不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独特贡献，离不藏族富有活力的讲述传统。 藏族民间故事的基本内容 藏族民众喜欢讲故事，喜欢听故事，将自己过去生活、现在生活和未来的生活融故事讲述中，其建构的民间故事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紧密结合。藏族民间故事的基本内容是生活内容的记录，从目前藏族流传的民间故事来看，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智慧故事：藏族民众喜欢讲智慧的故事，喜欢在讲述中以智慧带来笑声，以智慧表现生活。其中表现智慧故事代表就是机智人物故事。这类故事中,《阿古顿巴》的故事家喻户晓。阿古顿巴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在阿古顿巴面前没有困难、没有悲伤，生活中充满了笑声。阿古顿巴是一个普通贫苦的农奴，生活清贫，他没有屈服。他用机智、勇敢、聪明和乐观来战胜凶残、贪婪的领主。《牛钻地》中，阿古顿巴为了让穷苦的老百姓吃顿牛肉，阿古顿巴跑到领主家去借牛。领主爽快答应，但是要求租钱加倍。牵牛的时候，阿古顿巴却告诉老爷说，发现这头牛有些不老实，牵着它走时，一个劲儿要往地下钻。领主不相信阿古顿巴说是的真的。一到家，阿古顿巴把牛宰了，把剩下的牛肉分给左邻右舍。第二天，阿古顿巴把牛尾巴的一端栽到地里，另一端却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装作用力拉的样子。领主一听是自己的牛钻地里去了，急忙飞奔过来，想助阿古顿巴一臂之力。他刚搭上手还没有来得及使劲，阿古顿巴就把牛尾巴拔了出来。阿古顿巴伤心地告诉领主说：“糟糕，牛尾巴被拉断了!我早说过您这牛不老实嘛!”只见领主死盯着被拉断的牛尾巴，不禁伤心地号哭起来了。 阿古顿巴是聪明、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的集中代表，阿古登巴的故事智慧来自普通民众的生活智慧，这些智慧在与坏人的斗争中给人鼓舞，给人力量，给人战胜邪恶势力的勇气。因此，以阿古顿巴故事为中心的智慧类故事深受藏族民众喜欢，在藏族民间具有持续的旺盛生命力。 英雄故事：藏族崇拜英雄，藏族民众喜讲英雄的故事，格萨尔故事遍布藏区，成为他们英雄的代表，同时，藏族在民间故事中，突出表现英雄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不畏艰险，为民除害，为民谋幸福的行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中，人们赋予这两个历史人物以神话的色彩，两位大唐公主为了汉藏友谊，不畏路途遥远，不畏艰难险阻，为藏族人们带来福祉。《青稞种子的来历》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阿初王子，他聪明、勇敢、善良。为了让人们吃上粮食，他跋山涉水，毫不退缩，在山神的帮助下，从蛇王那里盗取珍贵的青稞种子，自己却被蛇王施魔术变成了一条狗。后得到了姑娘的爱情，恢复了人身。故事歌颂了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藏族英雄故事鼓舞人们与灾害战斗、与邪恶战斗，由此获得世界太平，人们和谐生活。 爱情故事：此类故事是藏族民间故事普遍和基本的主题，反映了藏族民众的心声，是藏族民众崇尚爱情与婚姻自由的表达。藏族爱情故事讲述普通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如《铁匠和姑娘的故事》讲姑娘爱上勤劳的铁匠，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姑娘与铁匠结婚生子，父亲却将铁匠杀害，姑娘抱着孩子跳河殉情，从河里飞出三只鸟。这个故事尽管是人间爱情悲剧，却以浪漫式的结尾表达了藏族民众对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这类故事体现青年人为实现美好爱情，冲破家庭障碍、社会偏见，男女双方共同携手，战胜一切苦难的斗争精神。 动物故事：此类故事主要讲述动物之间的纠葛，动物与动物有矛盾，有互助互爱，团结御敌；有贪婪，言而无信。这些动物的不同品性，构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复杂的关系，从而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如《和睦四兄弟故事》讲在哥西的地方，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在静谧的茂密森林里和睦幸福地生活。一天，它们决定分出长幼次序，大家商议以到达一棵耶珠达树的先后为准。大象说：“我次路过这儿时，看见这棵树同我的身体一般高。”猴子说：“我到这地方时，它同我一样高。”兔子说：“我到这里时，这棵树才长出两片叶子，我还舔了叶子上面的露水呢!”后鹧鸪高兴地说：“我来时，吃了这棵树的种子，并与屎一同拉出来后才长出了它。”这样，它们讲出自己的来历后，知道了长幼次序。因此，它们更加和睦友善。甚至走路的时候，猴子骑在大象的背上。兔子骑在猴子身上，鹧鸪又骑在兔子身上。在它们道德感召下，哥西地方雨水充裕、五谷丰收、畜草茂盛。这个情景感动了帝释天王。他赞颂道：“有礼有爱，深居密林，鹧鸪圣道，显于各世。”“和睦四兄弟”在藏族不仅出现在壁画、唐卡、柜子上面图画上，甚至在金银铜器上也有雕饰。 藏族动物故事通过对动物拟人化的描述，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动物故事以动物的不同品性，构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复杂的关系，映射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种种关系。藏族动物故事实质上就是人的故事。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的四种基本内容，是藏族民间故事常讲常新的主题，由于生活关系，在四种主题作用下，讲述人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藏族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幸福生活的祈盼。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中，讲述人成为讲述传统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原始社会时期，藏族讲述人主要是部落里受人尊敬的巫师，他们讲的故事具有凝聚部落成员的力量和促生产生活的巫术功能，也就是说，此时的故事讲述人作为部落的特殊人群承担着较多的社会责任，民间故事除了记忆历史和娱乐身心的功能之外，还附加了其他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尤其是生活在赞普身边的巫师往往就是当时藏地为出色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当藏族社会逐渐脱离原始社会，文明时代以后，民间故事讲述成为藏族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茶余饭后，在村庄边、在火塘边、在田边地角谈古话今，在农耕生产，放牧牛羊的时候，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周围的山和水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慢慢浸他们的生活之中，所有这些成为农民、牧民常讲常新的故事话题。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特殊的身份，却凝聚了藏族民间知识于一身；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却拥有丰富的故事资源，民间故事讲述人没有超人的本领，却往往能够将各类故事娓娓道来。他们是当地民众中的成员，他们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通过不断的讲述，建立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通过讲故事成为当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文化的传承者、播撒者。 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多，他们活跃在藏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代，那些故事讲得好的人，不仅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讲述技巧，他们总是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然而，这些故事讲述人在历史文献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诚如丁乃通所讲：“中国不仅是全世界人口多的国家，而且也是农民（一向是民间故事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多的国家，因为全国人口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居住在农村。可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之前，农民讲故事的爱好和才能在中国的文献中很少谈到。”这种忽视讲述人在文化传统建构和文化传承中的特殊作用在中国的藏族地区更为突出。民间故事讲述人社会地位低下，以农民和牧民为主，他们创造历史和传播文化的功绩难以“正统”文献之中不难理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慢慢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藏族故事讲述人黑尔甲曾说：我小的时候很苦，伯父死后，我一人在外做活，跟人到处跑，草地里的故事多，每夜走到一处，一野歇，烧茶、尖时就有人讲，我懂得十多种不同的地方话，因为这样，就记得多了。——这样的故事，草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论做庄稼，或者在山上放牛、挖药，每到夜里，我们浇水、煨茶时，都要讲故事。我常常在这个时候替他们讲。一起干活的伙伴都说我讲得好，这样就传出去了，其实并不是我会讲，是大家替我讲过，我只是记性好，都记着就行了。黑尔甲在叙述自己讲故事的时候，提到了他是替大家讲，这些“大家”既是活跃在藏族地区的众多故事讲述人，其中不乏像黑尔甲这样的杰出讲述人，又是包括讲述人在内的故事听众。就是这些无数个“黑尔甲”和无数听众在讲述中相互激励，在讲述中不断创造，在讲述和聆听中彼此交流、从而汇聚成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洪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引起了学人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廖东凡曾在搜集拉萨益西丹增讲的故事之后说：益西丹增原是拉萨功德林寺的喇嘛，中年以后离寺庙在社会上给人驱邪送祟，念经祈福。他天性聪颖，阅历丰富。到处听人讲故事，又到处给人讲故事。他说他原先会讲一千个故事，“文革”期间石头蹦坏了一只眼睛，装在脑子里的故事漏掉了一大半。他讲的大都是历史故事、人物故事、动物故事，也会讲神奇虚幻的尸语故事。他讲《黑面王子》的故事，整整用了一个星期。他当过多年喇嘛，有较深的藏族文学修养，故事里的情节、人物、景物描写，还有人物的语言，他都作过相当的加工润色，带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益西丹增讲故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拉萨就相当有名了，他不仅阅历丰富，记忆力好，而且故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与他同时代的民间故事讲述人还有西藏林周县撒当村的洛桑次仁。洛桑次仁是一位天才的故事家，著名的藏戏演员，他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被人称为“活着的阿古顿巴”，以至三十年代的摄政王热振活佛让他跟随左右，专门为其讲故事、说笑话、演藏戏，热振活佛去世后他成了藏戏团体再三争请的热门人物。西藏讲故事的人多，讲述水平高，在生活中广泛吸纳来自个各个方面的故事，经过自己的锤炼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魅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藏经常见到众人围在一起讲故事的场景，这些听众爱听故事，爱讲故事，常常围在火塘边漫无边际地讲着，周围围着大人小孩，他们的插话，他们的欢声笑语传递着故事的力量，传递着藏族先祖的声音。我们到了江孜、拉孜、日喀则、贡噶等县、市，找到了十几位讲故事的能手，他们之中有农民、有牧人、有僧侣、有手工业工匠、有上层统战人士、有基层知识分子。日喀则四居委会有一个捻羊毛线的老阿妈，名叫尼玛彭多，她是一个驼背老太婆，但是讲出来的故事，如同雪山幽谷间汩汩流出的清凉雪水，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新鲜、美妙、甘甜。尼玛彭多知道的故事多，也很有讲故事的技巧，不但我们三人如闻佛语般地听得聚精会神，整个工场几十号人也被她生动精彩的讲述所吸引、所动，讲到紧张处，全场鸦雀无声；讲到悲惨处，所有的人都泪光莹莹；讲到快意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生出会心的微笑。她的故事不但是讲的，还是唱的，叙述是讲，对白是唱，调子特别优美，音色如同少女一般的柔润，听起来真是一种享受。她所讲的故事，都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各地群众口耳相传，历代故事家加工润色，变成了整个西藏民族的艺术精品。像尼玛彭多一样故事讲述质量高，故事储藏量多的讲述人在西藏数不胜数，令人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没有对这些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生活史和讲述志做深调查。但是，尽管这样，在西藏民间故事集成工作中，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藏族上百个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简要信息，这些信息是我们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藏族民间故事讲述现状珍贵资料。从《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人情况简表》来看，西藏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十几年的发掘普查中记录在册、有名有姓的有135人，其中男性讲述人为109人，女性讲述人为26人，男性故事讲述人占有*优势，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有多少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较男性故事讲述人少，我以为在藏族社会上，男性占主导地位，他们在频繁的社会交往中不断吸纳故事，不断在讲述和被讲述中传承故事。女性故事讲述人为生活奔波，照顾家庭成员的生活，虽然社会阅历有限，但是凭借超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储藏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故事。这些记录不太多的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在今天看来显得弥足珍贵。更为可惜的是，许多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在旧西藏根本就没有记录，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些藏族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也没有行系统、深而有效的采录，比如，1912年出生于西藏波密县多吉乡扩拉村的桑杰卓玛，是当地有名的女性故事讲述人，“她从小就爱听、爱讲故事。虽然她不识字，但记忆力超群，凡听过一遍的故事均能一字不漏地讲出来。她不仅能讲许多故事，而且能唱故事，把故事里的人物之间的许多对话以诗的形式编出来，以歌的形式唱出来。她的家乡属于半农半牧的地区，夏天牧场要搬迁到海拔高的偏僻地带，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只好讲讲故事，唱唱歌来充实牧场里的文化生活。桑杰卓玛小时候从事牧业，这给她学故事、讲故事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使得她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民间故事，创造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她讲出的民间故事具有主题鲜明、层次清楚、逻辑性强，并且一半是叙述、一半是诗歌的特。可惜的是，她的许多民间故事还来不及采录，便于1997年离人世。”像桑杰卓玛类的女性故事讲述人的故事没有被记录而留下遗憾的事情在藏区实在太多太多了。 在已经被文字记录下来的藏族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年龄结构上，尼玛年长，95岁。这位生于1916年的浪卡子县卡热乡的农民，认识一些文字，擅长讲述人物传说，并且在“世代相传”中承继了先祖的故事。年龄小的讲述人为26岁的次登，1985年生于日喀则市。由于生活在新的时代，并且上过学，他在受故事的时候，显然没有特别的“世代相传”，而是以“左邻右舍”讲述的故事为受和传承网络。在上述表格的故事讲述人中，60岁以上讲述人达到111人，占据业已记录的135位讲述人的82.2%，也就是说，藏族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与我国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一样，面临着高龄传承人多，年轻传承人少的严峻问题。 从业已采录的藏族民间故事来看，涉及的故事类型有10种，每种类型的故事的讲述人数量及其故事数量分别为：生活故事有53位讲述人，讲了1137个故事；鬼怪故事、动物故事有2位讲述人，讲了47个故事；神话故事有5位讲述人，讲了70个故事；幻想故事有33位讲述人，讲了632个故事；地方传说有4位讲述人，讲了175个传说；人物传说有12位讲述人，讲了301个传说；人物故事有2位讲述人，讲了55个故事；传说故事有9位讲述人，讲了239个故事；传说有8位讲述人，讲了120个传说；能讲各种类型故事的有2位讲述人，讲了33个故事。上述这些讲述人共计讲了2924个故事，尽管故事有许多是异文的形式。就是这种不完全统计的数字，我们仍然可以判断，藏族民间故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讲述风气十分盛行，藏族民间故事流传的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和讲述风格的多样化。 在故事受与传承方面，《西藏自治区部分民间故事讲述者简表》中主要列出三种，即“左邻右舍”的受与传承为68人，“世代相传”的受与传承为54人，“各行各业”的受与传承为7人。用上述三种类型的讲述人概括藏族讲述人传承故事和受故事的状况显然过于简单化，也无法归纳出民间故事讲述人传承的机制，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看出藏族民间故事传承过程中，村落内部的传承和家庭传承占据民间故事传承的主导性地位。 像桑杰卓玛这样的故事讲述人的故事及其与故事相关的文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没有很好地记录，这些活跃在雪山草地深处的讲述人，随着现代化程的加快，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讲述人的生活境遇不容乐观，故事讲述传统也大不如从前了。 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推，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化，藏族世世代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政府有效的保护，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以藏族民间故事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有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阿尼玛卿雪山传说”、西藏自治区嘉黎县的“嘉黎民间故事”，这与藏族拥有悠久、丰富的故事讲述传统相比显得极不相称，因此，加大力度采录藏族民间故事，保护杰出民间故事讲述人、保护具有浓厚故事讲述传统的藏族村落理应成为当代藏族文化保护和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本书为高校大学语文教材，2016年秋季用书供宁波大红鹰学院文学院使用，预计印数5000，作者同时在开发其他院校。大学语文教材品种繁多，邵子华老师主编的这本教材从语文教育同时也是人生教育的理念出发，编排上不局限于语文和文学篇目，也选入对大学生和青少年人生成长有益的名篇。

蒋和森：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称《红楼梦》为“宇宙之大著述”。《红楼梦》确是一部长留天地之间的大书，但它所以“大”，并不仅是因为表现了王氏所说的“生活之欲”，而是表现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大就大在这“人生”二字。

一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批评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后起的朝代一定要否定其前面朝代的文化，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政治文化上是“改服色，易正朔”等等，在思想文化上则是指斥前朝之失，获得优越感，并在对前一个朝代文化的否定批判中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凸显自身的特色。前一个朝代的江山社稷及风流人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中，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场被告缺席的指控和判决。而前一个王朝既然灭亡了，它本身特别是它的末期肯定有很多失误，正好为后一个朝代否定它提供了靶子。按此惯例，清代特别是清前期的文学家对明代文学行了猛烈批判和彻底否定，形成了一股强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指斥、嘲笑的声浪，至今仍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后来清代也灭亡了，人们也要否定清朝。但这时中国社会已发生根本变化，从古代走现代，人们要否定的是整个中国古代及古代的文化，所以清朝本身的文化反而侥幸地被否定得较少，清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代后起的王朝否定前一个王朝这种游戏的后一个发言者。清人的很多说法，包括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就没有被后来的否定所抵消，而对后世持续发生影响。 清朝特别是清初对明代文学的批判之所以空前激烈，影响深远，是几种因素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批判初起于一批明朝遗民文人，他们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为明朝的覆灭而感到痛心。他们痛定思痛，力图总结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学、文化与明朝覆亡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思文人、文学、文化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吸取的惨痛教训。此前其他朝代的遗民也会作类似的反思和批判，但其力度、深度和强度都远不能与清初的明朝遗民的反思和批判相比。这首先是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其左派和异端及狂禅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富于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学术风尚。人们批判某种现象或观，必嬉笑怒骂、骨三分，表达某种见解也往往极其犀利、富于感染力。这种学风虽经明清鼎革，但未骤然消歇，流风余韵延及清代前期，尤为当时坚守明朝遗民身份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继承。他们的思想和文章仍然保持了明代中后期的凌厉激越的风格。其次是因为，明清易代的过程之急遽，上至帝后下至庶民受祸之悲惨，整个社会动荡之剧烈，都超过以前的各个王朝更替之际。受这种空前的沧桑巨变的刺激，遗民文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反思就异常痛切深刻，批判就异常猛烈尖锐。紧他们而兴起的清朝前期的文学家，大多是明朝遗民文人的晚辈，深受他们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在对明代文学和文化行反思和批判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明代历史文化的批判成了他们的基本常识和习惯动作。同时，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文化方面本来比较落后，越落后就越不自信，越不自信就越需要通过否定明朝及其文化以抵消自己的不自信并藉此获得自信，尽管它实际上几乎全部继承了明朝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对它有利和有用的所有内容。因此清朝在靠武力统一全国后，即始通过一系列举措，对明代历史文化行清算和批判，许多御用文人和普通文人都加到这一运动中去，调门极其高亢而夸张。这样，清初明遗民的反省性批判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性批判，官方的批判与民间批判，就前后衔、二水合流了。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清朝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口诛笔伐，可谓声势浩大，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人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看法。 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与学术的总体性批判，阎若璩的说法颇具有代表性：“前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407页。这可能是清代以来否定明代文学和学术者的共识。但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关于八股取士，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包括考试文化）发展的结果，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确实给明代文学和学术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但清代不是仍然继续沿用这套办法吗？在史学家孟森看来，清代统治者沿用八股取士制度，比明朝统治者用心更为险恶：“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关则连岁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以为屠戮，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我彀中’者也。”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台湾世界书局1980年3月版，第391页。可见清代士人受八股文之毒害有过于明代士人，何以见得清代的文学学术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明朝的文学学术就因八股取士而坏呢？或者说，何以见得明朝的文学学术因八股取士而坏，清朝的文学学术就没有因八股取士而坏呢？关于李梦阳等倡复古学，在它之前，明代文坛被毫无生气的台阁体所笼罩，正是李梦阳等发起复古运动，明代文学才焕发生机，并引发了明中后期文坛的一系列新变。难道没有复古运动，明代文学继续沿袭台阁体的轨辙，就能取得辉煌成就吗？关于阳明心学，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明代思想文化重大的贡献。它不仅带来了明中晚期思想界生机勃勃的局面，催生了明中后期雅文学领域和通俗文学领域多姿多彩的景象，也沾溉了明末清初学术界富于批判精神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它对我们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仍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积极意义。如果没有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明代文学和学术还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东西呢？ 具体到从清初始的对明代文学的批判，蒋寅《清代诗学史》卷指出，清初人批评明代诗歌的三大弊端是：模拟之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之习。 蒋寅《清代诗学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关于应酬之习，其实不止明代存在，在唐宋以来就存在，严羽就曾严厉批评唐代元白韩孟、宋代苏黄等连联斗押，宋代文人以诗为交际工具，认为这些给诗歌带来了严重危害。明代前、后七子、云间派的诗人，都强调诗文必须有为而作，对应酬之风给予过猛烈抨。若说以诗为应酬之具，清人的行为毫无疑问比明人严重得多，汗牛充栋的清人诗文集，应酬之作所占比例绝不会低于明人创作。 　　关于门户之见，这确实是明代人论诗论文的一个特。所谓门户，一是指某种文学主张，或某种文学主张确定的取法范围和标准；二是指诗文作家因文学主张等原因而形成的文学派别。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文学派别的形成一般以共同的文学主张为基础，当然人际关系、名利等因素也难免会渗透到门户之见中。文学而有门户，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门户之见有利有弊。狭隘的门户之见，或纯粹出于利益的门户之见，自然对文学的发展不利。明代人之所以有比较强烈的门户之见，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鲜明的文学主张。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吴中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主张都大为不同。甚至同一个文学流派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文学主张也不一样。有门户就有主张，就有争论，这体现了明代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高度自觉。而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冲突和交融，正是文坛充满活力的表现。清代诗、词、文等也分种种流派，也都有各自的信从群体，有各自的主张和取法范围。有清一代的文学，也就是由种种流派、门派组成的。清代文学的成就，也是藉各种流派、门派的存在而呈现的。因此文学而有门户，不足为怪。至于那种纯粹为了名利而标榜门户，借吹捧文学派别的领袖而抬高自己，过于刻板地强调某种风格流派、取法对象，而肆意贬低其他风格流派、取法对象的行为，明人也已经察觉，并给予猛烈抨。且不说基本上一直不为叠相主导文坛的文学流派所牢笼的吴中派文人对文坛上的门户习气有过多么辛辣的讽刺，即使是复古派领袖如王世贞等，一方面为扩大自己文学主张的影响而广招同侪，一方面也对这种陋习深表不满，他曾说：“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中于一时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迩来狙獪贾胡，以金帛而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噫，可恨哉！”（《艺苑卮言》卷八）历览清人对文学界恶劣门户现象的批评，其刻画之逼真，指斥之痛切，似未有超过王世贞这段话者。 　　关于模拟之习，文学贵在创新，简单模拟前人，自是文学大弊，明代文学家不可能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李、何、王、李等复古派作家主张学古，但他们的目标是“拟议以成变化”，即通过认真揣摩学习古人优秀作品，熟练掌握诗文创作法度技巧，在此基础上自由变化，形成自身的特色。模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独创才是目的。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模拟学习前代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实际上是文学创作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复古派作家强调揣摩学习古人的作品，是符合创作实践的一种合理主张。从来没有哪一位复古派作家认为模拟就是目的，把模拟当做创作。相反，他们对简单模拟的现象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即如强调“拟议”的李梦阳，也反复申明“拟议”的目的是“自成一家之言”，对那种“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的做法不予认可，称“谓之影子诚可。”（《驳何氏论文书》）徐祯卿早年浸染吴中诗风，后来在李梦阳等引导下转而学古，又似乎走向另一个*，即太重模拟古人，太重体格法度，而自由变化则略显欠缺。徐祯卿年仅三十三岁因病早逝，李梦阳为他的诗文集作序，对他提出批评并表示惋惜：“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迪功集序》）至于唐顺之等所谓唐宋派作家，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以及徐渭、汤显祖等，对剽窃模拟更行过严厉指斥。徐渭称当时复古派特别是其末流的诗文创作剽窃模拟，有如“鸟之为人言；《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叶子肃诗序》。第519页。袁宏道《叙小修诗》等文中对复古派末流“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现象作了尖锐批判，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8页。其言论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 　　综上所述，清人对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大致分成几种情况，一种批评是合理的，如对八股取士制度和诗歌创作应酬之习的批评，但在这两方面清代人与明代人并无二致，或者说还变本加厉了。不必因此就说清人没有资格批评明人，但至少这肯定不是明代文学的成就比不上清代文学的原因。另一种批评属于误解，如清人对明代文学的门户之见和模拟之风的批评。清人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明代人关于门户问题和学古问题的理论见解，不了解明代文学家具有强烈门户意识背后的深刻原因与积极意义，也不理解明人强调学习古人的真实意图及其合理性，不能对其行辨证的分析，因此这种批评就比较肤浅，似是而非。还有一种批评是从保守的思想观出发的，如对整个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的看法，我们自然更不应该盲目信从。总之，清人对于明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历史面貌，因此既没有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也没有真正抓住其根本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