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散文式的记实文学作品，是一位从教四十年的教师所写。在这本书中，她用记实性的手法，叙述了她七十二年的人生：民国末年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回城工作、改革开放、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为祖国作贡献……这一连串的历史行程中，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她、以及她的家庭所经历和反映的是这段历史时期整个社会风貌的一个侧面；她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的故事。这些人，在她的故事中，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自己的身影。作者以满腔的爱、真诚与热情，讲述了她的故事。用生动、有趣、幽默、恢谐的语言让这些故事栩栩如生，富有吸引力。好多已经读过纸质书及在“简书”平台上读过该书部分文章的人都反映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让他们感动和奋进。作者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挫折与痛苦，但她没有沉溺在其中，而是用坚韧的意志和毅力克服困难，直面人生，进而磨练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将一切“悲剧”转化成了“喜剧”。 由于作者有近四十年从幼童直至研究生的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以及社会办学、中外合资办学的经验，本书也融入了大量有关教育的思考，理论研究的表述和实践经验的表述。这些，对于各种层次的教育工作者有一定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同时，作者年轻时代的自学经验，对现在的年轻人也有一定借鉴价值。 作者在大学工作到六十三岁还没完全退休之时，连遭小中风、高血压、心脏病、抑郁症、癌症等多种疾病的袭击，在“大爱”及所有亲人同事朋友的关爱下坚强地战胜疾病，站立起来。本书讲到她战胜疾病的过程，对疾病所作的较为深入的思考以及对“另类疗法”的体会；因此，对陷干疾病和困境中的人们应该有所借鉴和鼓舞。 对于音乐、美术及其它艺术的爱好让作者倾心把美的元素织入本书，书中有不少名画作为插图，并写及或提及不少的中外名曲。 用爱、真诚与激情来呈现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真、善、美；用一个人的梦想与情思去点燃年轻一代的梦想与情思。这，便是作者的《梦想与情思》！ 愿大家喜欢这本书！

本书是一部反映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先事迹及抗疫精神的纪实文学。作品以获得“时代楷模”称号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为叙述主体，通过“代述”的方式，生动讲述了医疗队在抗新冠肺炎中驰援前线、创新诊疗、科学救治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以华西医疗队为代表的医护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专业敬业、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责任与担当。作品通过一个个感动人心的故事和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塑造了华西医务人员英雄（天使）群像，大力讴歌了医护人员“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之治”“中国之稳”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

《基鹏医生的抗疫纪事》为“华西坝文化”丛书（第三辑）之一，采用日记的形式，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基鹏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参与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经历为主线，记录了华西医疗队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关爱并创新诊疗、科学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感人历程。作品从专业医生的角度出发，以朴实简洁的文字生动地还原了抗疫现场的人和事，展现了一线医护人员的专业精神、敬业精神及责任与担当。

本书是一部真实记录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脱贫攻坚工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前后历时近两年时间，走访了甘孜18个县，同时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思考，多角度*地将康巴雪域的脱贫故事一一描绘出来。 从历史维度，回溯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与康巴藏族同胞的交往、互助，以及对甘孜地区的生产建设作出的努力。 从产业维度，用专门一个篇章一一讲述18个县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如何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地规划了可持续发展的脱贫产业，介绍了高原极有价值的农特产品、畜牧养殖和独具特色的美丽风光与藏地文化。 从人的维度，以郭开春为代表，着重介绍了一系列驻村扶贫干部真抓实干的作风，以及在他们努力下带来的贫困群众思想的转变。 从教育维度，讲述了一系列因民族地区的助学政策而改变的年轻学子的事迹，强力说明了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切实。 在全书末尾，作者还着重阐述了生态环境对于即将到来的小康中国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并针对高原的生态保护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整部图书图文并茂，将各种维度融合在一起，生动展现出在甘孜大地的各族儿女在脱贫攻坚大背景下的奋斗历程和社会现状。

《访红札记》是红史学者、老共产党员段亚平寻访红军故地和长征路，历时几十年、行程十万里，自费奔走28个省、市、自治区，走访300余个红军旧址、纪念馆和烈士故居，写作出版的第四部红色专著，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辉煌历程，含“红军之路”“访红经历”“感人故事”“文化交流”等共计十章三十四节文字、200余幅现场图片。让信仰之火熊燃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是段亚平“访红”并进行撰述的初衷和动力。在走访和写作间隙，他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专题片《雄关漫道——长征路上的歌》的录制，到学校、社区党群中心、社会团体举办红色专题讲座，不遗余力宣讲红军故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圳电视台、香港有线电视台和《中国文化报》等媒体都对他的“访红之旅”进行了采访报道。

真实记录8000万江苏人民追梦、筑梦、圆梦之旅 全景式展现江苏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壮阔历程 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及行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江苏不负党中央殷切希望，抢抓机遇，拓创新，奋发取，以先行者的担当，肩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和“为全国发展探路”的神圣责任，把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宏伟蓝图建成了激动人心、可感可触的现实图景。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激情长歌，这是一个把民族的千年梦想照现实的盛世美景。

《西方美学史》是美学泰斗朱光潜先生的一部重要美学著作，是我国学者撰写的*部西方美学专著，奠定了我国研究西方美学的思想基础。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即序论、*部分古希腊时期到文艺复兴、第二部分十七八世纪和启蒙运动、第三部分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朱光潜先生系统性地梳理了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向读者分析了各时期主要美学流派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西方美学史》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是一部引领学人西方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书是矿工诗人陈年喜SHOU部非虚构故事集。 作为巷道爆破工，陈年喜深潜于大地5000米深处，用炸药和风镐轰山体，凿出金、银、铜、铁、镍。 与他一起出生死的是王二、德成、小渣子等同样低微的命运。后来有的人在爆炸中跑成一蓬血雾，有的被气浪削成了两半，只有他相对幸运，只留下颈椎错位，尘肺病，还有一只失聪的右耳。 翻《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这些悲怆炽烈的生命逐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艰辛的劳绩，无常的生死，每一个故事，都像陈年喜在矿山深处敲下的石头一般坚硬，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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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次以现存有关“南京大屠杀”24块纪念碑（馆）为线索，客观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基本面貌的纪实文学作品。以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为依据，调研、走访相结合，以详实数据、目证人、加害人述说、采访者手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过程。

这是长征纪实小说三步曲的第二步。遵义会议后，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严重。*、周恩来、朱德和他们的战友，以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智慧，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斗智斗 勇，挥师走结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基本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走出贵州，也走出了长征以来对敌斗争的*危险阶段。

本书是一位资深文学组织者、评论家自叙人生故事的纪实力作。 作者多侧面、全方位地回望、勾勒了自己90个春秋走过的平凡而独特、多彩又多味的人生路、文学路。全书分为“我与作家协会”、“我与儿童文学”、“我的良师益友”、“我的笔耕生涯”、“我的亲情家风”、“我的夕阳时光”六辑。试图通过它反映大时代里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作者以真挚的感情、朴实的文笔真实生动地记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这是一本给读者以人生启迪和审美愉悦的人物自述，也是一个兼具赏读价值和史料意义的优秀文本。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技持和鼓励。商务印书馆的李侃和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所的瞿同祖先生为我寻求当年的资料给予了很多帮助和鼓励。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南茜女士和我的很多通信，对我完成此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戴安澜将军的女儿戴藩篱素昧平生，除了将自己父亲的有关资料寄给我，还使我与史迪威将军的后代们建立起联系。在出版过程中，令人尊敬的沈世鸣总编亲自修改了近万字的内容，张德尚先生既尽责任编辑之责，又行同学之谊，不仅保证了书稿的质量，还专门为该书写了书评。 中美关系在风风雨雨中发展到今天，正是因为有了历史先贤们在人类和平与正义面临危亡关头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友谊合作，才奠定了两国人民友谊发展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史迪威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片，史迪威将军在华的经历是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走向未定宝贵的财富。

在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活下来的幸存者，则失去了亲人，过早地结束了他们的童年。在本该享受童年快乐的阶段，“我们已经是男人和女人了”。本书是卫国战争幸存儿童的口述史，他们在经历这场战争时都是2-12岁的孩子。 阿列克谢耶维奇历经几十年，辗转在前苏联的辽阔大地上，亲访上千事件一线经历者，查阅各方文件资料，耗费心血整理而成的苏联口述史系列——这是普通人的生活史诗。

1979年12月，苏军侵阿富汗，始了为期十年，错综复杂却又残酷无比的阿富汗战争。一代苏联青年在“帮助我们的阿富汗兄弟”旗号下应征伍，他们非常年轻，大多才二十出头。阿富汗战争在1989年结束了，但关于战争的记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泥沼，这些一代青年人终生或许都在其中。本书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以及他们亲人、友人、子女的血泪记忆。 阿列克谢耶维奇历经几十年，辗转在前苏联的辽阔大地上，亲访上千事件一线经历者，查阅各方文件资料，耗费心血整理而成的苏联口述史系列——这是普通人的生活史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有超过一百万女性参战。她们是15-30岁的年轻女孩，却担任起被视为“男人的岗位”的职责，她们是医生、狙手、坦克手步兵、冲锋枪手……本书是一本二战时苏联女兵和女性医护人员等的回忆录。她们眼里的战争，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也是从未有过的冲和震撼。 阿列克谢耶维奇历经几十年，辗转在前苏联的辽阔大地上，亲访上千事件一线经历者，查阅各方文件资料，耗费心血整理而成的苏联口述史系列——这是普通人的生活史诗。

《群星灿烂的年代》是俄国作家伊?伊?巴纳耶夫的一部文 学回忆录，巴纳耶夫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期，活跃于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坛，这一时期，正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星光璀璨的“黄金时代”，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都在这一时期在文坛盛名远扬或崭露头角，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倡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巴纳耶夫处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圈子中心，同他们关系密切，十分熟悉，通过回忆与这些文学家及知识分子的交往，向我们还原了那个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的文坛日常，也记述了这些文学大师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及创作细节。

长篇纪实文学《革命兄弟》，以写实的手法，真实记录了河南宜阳侯安国和侯安宗烈士的革命事迹。 这是一对参加革命的亲兄弟，侯安国1929年入党，侯安宗1934年入党。为了革命事业，他们不安于殷实的家庭生活，甘愿以地下革命者自居。在1944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作为宜阳抗日支队支队长的侯安国和弟弟侯安宗，同时献出了珍贵的生命。

《天下黄河》是一部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维度解读黄河的泛文化读本，由人文学者张真宇和水文作家蔺生睿联手奉献，从黄河的起源，河源地到海口数千公里的曲折行旅以及往复循环的河流生命，在亿万年间所创造的华夏文明的不断生长、衍变、传播。从水文的角度，阐述了历代对黄河治理和管护的实践、探索、得失与反思，从文明和科技两条线为读者提供了认识黄河的全新视角

中原厚土，英雄辈出。五十多年前，一个名字响彻祖国大地，他就是被*同志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杨水才同志是许昌县（现在的许昌市建安区）水道杨大队党支部原副书记，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基层干部的一面旗帜。生前，他十几年如一日，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忍着病痛，艰苦创业，带领家乡群众挖塘治岗、植树造林、兴办学校，为群众办了一件件实事，改变了水道杨村贫穷落后的面貌。1966年12月5日凌晨病逝在办公桌前。他一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心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用宝贵生命践行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高尚精神，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了一座永远不朽的丰碑。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