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境浅说》一书重“义韵之深，诗境之妙”，同时对其“声调，格律，意义及句法，字法”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分析。书中收录了王勃、骆宾王、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卢纶、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数百篇名诗，从声调，格律，意义、句法，字法入手，阐释其精微细妙之处。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谢丽尔·斯特雷德，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子。6岁时，嗜酒暴烈的父亲从她的生命中消失，22岁时，亲密无间的母亲因病突然去世，自此，家不成家，姐弟间日渐疏离，自己的婚姻也摇摇欲坠。有4年7个月零3天，她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迷失了自己。 一次，她偶然看到一张太平洋屋脊步道（PCT）的图片，心门倏地打开了，当即决定上路。毫无经验的她，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期盼着能至少做点什么，改变这一切。这渴望如同远方的荒野，漫无方向，她告诉自己：糟糕的已经发生了。我必须要自己探出一条路来！ 94天，1100多英里。这是谢丽尔一个人的徒步旅程，更是她由痛苦迷茫到渐渐笃定的内心旅程。一路上，她跋涉过荒漠高山，见识过长河落日，也遇见了一个个有故事的人，同时，她也一刀刀地剥开自己的痛处，毫无保留。旅程结束，她发现，连同一路的艰险，那些痛苦的记忆也都成为了过去，似乎，她在万物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书中内容原刊于1956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共三篇。废名将其拆下，重新排序装订，并将名字改为了《杜甫的诗》，且序号从“二”至“八”，没有“一”，其间文字有少许更动。通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杜甫的律诗和他的抒情诗，在秦州时写的诗，以及入蜀、和在夔州写的诗的变化，分析了杜甫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杜甫说他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光是“语”的问题，同时包含了“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问题，而首先是要思想感情饱满。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人，就要有一枝熟练的笔，否则就不能更好地表达出来。古今中外所有的杰作都是如此。杜甫是属于那些用功的人中的一个，因此他的成绩显著。

这一部《鲁迅研究》，是从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来研究鲁迅的愿望出发的。作者说：我们是通过对鲁迅作品作具体的分析然后得出我们的结论，因为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毕竟是伟大的文学家，我们必须掌握他的作品。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把它发表出来便好得到指正。书中包括《鲁迅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鲁迅是早对写普通话有贡献的人》《鲁迅期待炬火和自己不以导师自居》《鲁迅的政治路线和文艺实践》等内容。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手时间》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治下的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是人类*惨烈的技术悲剧之一。 上万平民因放射性物质长期受到感染或致命；数万亩土地被污染，切尔诺贝利一夜之间化为废城。 事故后十年，著名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危险，深事故发生现场，历时数年，访问了超过500位幸存者，用普通个体的声音平贴出时代的全景，书写了一部人类的启示录。在这里，平凡人物的真实经历比小说更惊人。每个人的声音都透视着历史的崩塌、国家机器的隐瞒、俄罗斯人的价值观，以及人们的愤怒、恐惧、勇敢、同情和爱。 「切尔诺贝利核爆是二十世纪*重大的灾害事件，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解，我所见证的究竟是过去还是未来？……一不小心，就会陷恐惧的窠臼。」——阿列克谢耶维奇

《惊奇与怪异：域外世界怪物志》是一本好奇心之书，是在寻找世间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过程中，偶有所得，编撰而成。也是一本志怪之书，收集了人们在了解未知事物的途中，以想象力凝结而成的误解，并对这些误解进行深入浅出的挖掘，试图找出其背后的故事。同时也是一本镜像之书，希望对照这本书，能够发现一些东西方共同存在的观念、思维，试图减少一点对东西方认知差异上的迷思。 《夜窗鬼谈》系日本著名的汉文短篇志异小说集，《东齐谐》是其姊妹作。两者有日本《聊斋志异》与《子不语》之美誉。作者石川鸿斋以儒学家和汉学大家的身份纵谈玄幻，在儒家裨益世风的框架下自行怀抱，熔炼阐释，闯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文路。《夜窗鬼谈》是他以收集的前人著作和民间掌故为胚胎，剪裁、润色、编改、加工，二次发挥而成的，颇能“追踪晋宋，不在唐人后乘”。而《东齐谐》则是他原创的神鬼故事，也有些是利用既成的传统怪谈，改编为诙谑笑话，博人一悦。 　　多年游历中国的经历、长期苦读汉文典籍的用功，让石川鸿斋拥有了极高的汉学素养与汉文写作功底，所以《夜窗鬼谈》与《东齐谐》无论写人写景、叙事叙情，皆能做到构思巧妙、造句凝练、用笔明雅，同时在故事情节上亦有设想空灵、宛转动人之长，堪称日本汉文文学史上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杰作。

本书是为初中至高中年龄的青少年精选的外国经典诗歌，均出自各国文学大师或大诗人之手，译者也是我国一流的翻译家。 诗歌之美,不论国度,超越语言,不经意间就触动心房。年轻人更是诗歌的狂爱者,因为诗歌歌颂青春、爱情、友谊、快乐、自由、理想……本书所选的美妙诗篇，从莎士比亚、叶芝到普希金、裴多菲、泰戈尔，无不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和迷人的意境。   本书特：选题精致，诗和远方尽在其中；封面典雅，尽显高贵和艺术风范，适合收藏，也适合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故事发生在战国中期。秦孝公刚死，商鞅即被判五马分尸之刑。 祝欢生前始终与商鞅对立，现在，他的灵魂幸灾乐祸地来宣判商鞅“族灭满门，五马分尸”的刑罚，并告诉商鞅这是他在劫难逃的天命。商鞅却不屑、不服于天命。他说：“商君虽死，然商君之法千年不败，商君虽死，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后，秦王朝一统天下！”因为他知道天命并非不可违，从他降生的那一天起，老天就要他死，可是他，活了整整五十二年。?

记叙文，顾名思义，是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举凡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之文，都属此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记者，所以备不忘也。”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以备不忘”的记录文字，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可看作是记叙文早的萌芽。从春秋战国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西汉的“以人物为本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记叙文在史学园地里蓬勃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或情节曲折，或语言生动，或气势逼人，或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技巧已相当纯熟，因此，前人便有“叙事起于史官”（真德秀《文章正宗》），“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之论。到魏晋南北朝，记叙文便不再局限于历史著作，这时，不仅出现了专记轶闻琐事的《世说新语》，专记山川景物的《水经注》和专记名胜风物的《洛阳伽蓝记》，而且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融其诗风于文的散文史上不朽的单篇记叙文《桃花源记》。

本套八卷，每卷之首均有前言，力求讨源溯流，系统介绍此类散文的发展历史，勾勒各时期特色，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相当于一篇文类史，读者可由此了解各类散文的起源、流变及概貌。又因前言为古典散文研究专家所撰，其中既体现作者的学术观点及研究心得，亦可供专业研究者参考。正文包括选文及其注、译、评四部分，兼顾普及性与学术性，使这套书也为普及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之作。对于典章名物及一些不常见的字词均有清楚、详细的注释。除抒情小赋因其多丽靡之辞不宜今译外，其他七类每篇均有今译。译文力求信、达、雅，并尽量保持原作风格。重要作品和有争议、有特色的作品篇后有选者简评或点评，介绍其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及历史地位。普通读者可借助注、译、评，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欣赏历代的名篇佳作，专业研究者亦可便中查阅有关资料。

这是一部出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苍生大医史怀哲之手的早期生活自传，记叙的是一个世纪前（1913年-1917年）发生在非洲丛林里的关于生命救助的故事。书中对于非洲中部的自然景观、社会风俗、人文面貌以及当地原住民的生活、病痛及医治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河马是人们在非洲行船时危险的敌人；非洲丛林树木茂盛，但木材贸易却因伐木和运输的困难而受到阻碍；在“勤劳的”欧洲人眼中，非洲原住民是“懒惰的”，因为他们对劳动并不积极，而在作者看来，这只是由于非洲人有着独特的价值观……这本书既是史怀哲的生活记录，也是非洲中部的民族志，它会带领读者探寻到非洲丛林中的奥秘。同时，它还是难得的医学史料，在20世纪初，缺医少药的非洲地区都有哪些常见疾病？当地人忍受着怎样的病痛？什么是治疗这些疾病有效、经济的办法？读者会在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为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截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艾菲尔铁塔，柏林墙涂鸦，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若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篇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

《修女安魂曲》是加缪改编戏剧作品集，其中包括《闹鬼》、《信奉十字架》、《医院风波》、《奥尔梅多骑士》、《修女安魂曲》和《群魔》共六部作品。

根据早期文档资料，本书完整收录了林徽因已发表的全部作品，真实再现林徽因从黄金时代到暮色年华的传奇人生。

又梦相思泪几行“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相思是一种凄然之痛，但又夹杂着几许甜蜜，让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而对于那些名重一时的才子佳人而言，他们才华横溢，是才华激起了幽情，还是幽情激发了才思？“教我如何不想她”“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在思念与爱恋带来的光明与不安中，这些恋人走过了生命的暖春、盛夏、金秋、寒冬，也为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段特别的回忆。情到深处别样浓在那些过去的时光里，他们犹如舞台上的青衣一般，挥舞着水袖，倏忽上台，又倏忽退场，却为后世留下了一段段或完满，或凄美，或是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然而无论这段情，终是以何种结局收场，都曾在情深意浓之时，留给当事者一段相当美好的记忆，这是一生的宝藏，而在这一过程中，写下的诗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正如诗中所写的那样：“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每一对恋人在情到深处时，彼此都是对方的爱、暖与希望，是万古人间四月天，是彼此生存的重要慰藉，有了彼此，则宇宙从此不再暗淡！相见时难别亦难从离别当中，我们更能深切体会到恋人之间那种难舍难离的真挚情感，正所谓千言万语难道尽，难道是相思苦。这一处相思，两处闲愁，更与谁人说。明朝将离去，为了你，又停留一天；俯在伊耳边细说：爱人呀！我觉得多留一刻也好。多留一刻也好，这一刻里，无尽话语涌到唇边，却又无法言道，只好执手相看，默默不语，以眼神交流那万语千言，与无尽相思意。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是每一段感情都会有着完美的结局，或是因为有缘无分，天各一方；或是因为情海生波，不欢而散，甚至是反目成仇；可惜的是情深不寿，英年早逝，只剩下一方在无边的痛苦中苦苦挣扎。无论是哪一种，这一段情毕竟无法完全泯灭，在双方的一生当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总有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情，在我们心中留下灿烂的回忆，那是一生的无价之宝。这一去渺茫音信沉：唤你哭你都不应！英雄呵！归不归由你，只愿告诉我你魂儿在哪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情愿在巫山的朝云暮雨中，找寻你曾经的身影，为我之心灵留下慰藉。

《西厢记》的剧情直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切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活跃、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情节不仅仅与一个伟大的创意相关，好的情节是众多创意和写作要素的集合体，包括人物、经历、悬念、冲突和上下文。好的故事是人物和层层推的悬念冲突的有机结合。 　　本书从理论到实践都围绕着关于故事的古老规则展，涵盖了人物、悬念、冲突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挖掘新意，提供了新颖的案例和练习。对于小说家、电影编剧、剧作家、非虚构作家甚至诗人，不论你是在修订作品还是着手创作一部新作品，都能从本书中得到创意的激发。

卡夫卡喜欢用书信交流，他给小的妹妹奥蒂莉?奥特拉?卡夫卡（Ottilie "Ottla" Kafka)、其他家人（包括他的父母亲、另外两个妹妹、妹夫）、朋友和几个亲密的女性朋友写过几百封明信片和信。《卡夫卡致奥特拉及家人的信》（以下简称《信》）收集了卡夫卡写给奥特拉及家人的120封明信片和信，其中101封是写给奥特拉的。《信》为我们走近卡夫卡提供了一条途径，阅读《信》时我们眼前呈现的卡夫卡有时忧郁、纠结，有时俏皮、风趣。卡夫卡比奥特拉年长九岁，但从《信》里的字字句句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卡夫卡会在小事（如演讲题目的选择）上给奥特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为奥特拉联系学校、给奥特拉讲自己做过的梦，也会支使小妹妹为自己跑腿办事（如到保险局去为他提交休假申请、买衣物寄给他等）。 卡夫卡烦闷时会在信里向小妹妹倾述自己的心情，兴致好时会提笔给小妹妹写个小笑话，或是非常细致地描述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和看到的景色。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或许能隐约看到一代文学大师的影子。 卡夫卡并未在明信片和信里留下日期。《信》里每篇起始处括号里的时间和地点是《信》的德语版编辑加的。

《花之语》（Language of Flowers），如凯特?格林纳威作品一贯的风格，清新，优雅，浪漫。配以美轮美奂的插图，从A到Z，将200余种花卉的花语一一写出。闲暇时光，捧来翻阅一番，当赏心悦目。

当代世界负盛名的纪实文学作家——《巴黎烧了吗？》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联手为全世界读者奉上一部纪实文学经典。 　　两位作者用长达两年时间，采访了大量历史参与者，从国家元首到普通一兵，并披阅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以及手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再用三年时间写成本书。书里详实记录了以色列建国前后，围绕耶路撒冷发生的一次次战争与博弈。 　　作者再现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清明上河图》般细密的描摹，惊人地还原历史现场，呈现了真实生动的细节。